《哭泣的草原》
很多年轻人会如此自嘲：我们是吃尽时代黑利的一代。
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个付出和结果成正比的时代。精神和经济上的紧缩带来全方位的内卷，越来越多人被迫挤进自己不喜欢的赛道，成为麻木不仁的一员，只是因为不做就会被甩下。
无论好与不好，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是一瞬间。这不是最好的年代，同样不是最坏的年代。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危机和苦难，上一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命运？或许有些阅历和态度，具有穿透时间的力量，能给予不同代际的人安定感。今天的文章与大家分享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说“往里走，安顿自己”？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
讲述 | 唐小兵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
01.
往里走，安顿自己
2023年，在凤凰卫视的一个颁奖典礼上，许倬云先生录了一个视频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谈到，在所谓“下沉”时代里，我们如何安身立命。
许倬云先生讲，我们要往里走，安顿自己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之前余英时先生的话，他说很多人读书，读的书跟自己内心没有任何关联，于是书读再多也没有办法安顿自己，没有意义。
无论是当读书人还是知识分子，如果书和知识不能转化成智慧，那么你只是个两脚书虫，因为书本身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来源的问题，也不能推己及人。所以许倬云先生所说的“往里走，安顿自己”，十分有深意。
他在谈话录里还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他在台大从事行政工作的时候：“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个人生阶段。”而他之前在美国留学就认为，自己和许多留学生的“立”不一样，也就是立己、立人、立德、立功、立誓、立言不一样。
“他们是在学问里立，我在做人里立。我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
《永恒和一日》
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杨国强，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曾说，人是尊重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如果以这样一个标准，作为一个善良、政治上公平的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希望不公平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于是推己及人，由此我们可以重建价值观念。
许倬云先生是一位非常儒家化的自由主义者。他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当年在台大读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后来又回到台湾，接着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王小波等人都是他早年的弟子。
《许倬云八十回顾：家事、国事、天下事》是几位台湾知名学者访问许倬云而形成的书，2011年在香港出版。另一本书，《许倬云访谈录》，则是记者李怀宇做的采访。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无锡最重要的一个书院就是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是明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议论朝政的一个地方。明代书院制度繁盛，书院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东林书院代表的，就是中国读书人那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苍生意识和天下意识。
所以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作为口述的标题，十分契合许倬云先生一生的准则。
02.
苦难对人生的意义
许倬云出生于1930年。他的母亲当时是高龄产妇，生下一对双胞胎，许先生还有一个弟弟，叫做许翼云。他在采访时提到：
“我因为肌肉无法生长，骨头弯了下来。所以并不是骨头坏，而是肌肉坏，肌肉没有弹性，人也矮了，整个缩小，出现残疾。”
“我出生时头盖骨还没合缝，不但凹陷下去，还可以看到它一蹦一蹦地跳，体重只有三磅，约1362克，只有手掌心大。大人可以直接把我抓在手里洗澡。本来我应该活不了，但最后还是活下来，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我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7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面，8岁时我发明了一个办法，手拖着圆凳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动，后来才慢慢能站起来，一步步扑移动。在厦门的时候，无所谓上不上学，反正一直有人抱着我，抱到哪儿摆到哪儿，有空才把我抱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从小就必须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够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面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把我抱到别的地方。”
生命有偶然也有万幸，许倬云先生活了下来，而且这一辈子还有如此大的学术成就，放在今天都难以想象。
一个人如何接受生命中的缺憾，如何突破身体对行动的限制，并且开拓出一个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世界？许倬云的一生创立了某种典范。
《无问西东》
许倬云先生有太多理由可以怨天尤人，但他没有。他在访谈里感谢他的弟弟，认为弟弟就是他的手和脚。
许倬云先生的一生充满苦难，无论是早期逃难，后来到台湾，还有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做矫正手术。关于苦难对人生的意义，他说：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
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还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一种特殊的血液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人生当然不是要比谁更苦，但是当你看到有人承受着更多痛苦，却仍然活着，你就会产生一种安顿感，对自己的生命会有负责任的态度。
许倬云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口述里讲了很多做手术的细节，两年半里耗费十几个月出入手术室、病房，一共动了五次手术。
“第一次动刀的时候蛮伤心的，我弟弟也来了，但同意书是我自己签的，连死活都不知道就进手术室去了，等到我醒过来，弟弟已经在旁边。那五年之中我没有参加过什么节日，都在医院里的，护士都变成我的好朋友。
我们住在病房靠内都有玻璃窗，护士台在中央，每个房间都看得见，没有隐私权，老护士长对我很好，我一搬回宿舍，要是有什么伤风、咳嗽，她就说：‘你回来！’安排病房给我睡。我跟她说我脚趾甲长了，她也要我回去，帮我剪指甲。医院可以说是我在外面的另一个家，home away from home，对我实在不错。”
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倬云先生好像很通透豁达、很有生命智慧，学术成就斐然，是“中研院”院士、终身教授，但他经受过人间炼狱。
“结果总算是熬过去了，很大原因是读书读得很快乐。我的读法不同于一般人，我认真地重新思考许多的问题，在课堂上也罢，课堂外也罢，老师就在病床旁边教，不止顾立雅，威尔逊、Nef有时也会来教我，这些乐趣，让我平衡了不幸的感觉。”
有书读就很快乐，和朋友交流也很快乐，这些事让许倬云先生平衡掉身体上的残疾，以及反复手术带来的巨大痛苦感。
许倬云先生非常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一生所经历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丰富。
《十三邀》第八季
我们常常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是帕斯卡尔的一句话。芦苇虽然脆弱渺小，非常卑微，但是因为你有思考的阅历，有思考的激情，你仍然可以按照内心的意愿往前走，活出生命内在的价值和尊严。
许倬云先生推己及人，立人立己，他先把自己立起来，然后向外普照，成为一个有“弥漫性”的君子人格、学院人格。他通过《十三邀》，通过写作，以及面向公众的演讲，缓慢但持续地影响着世人。
03.
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四不”人生观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倬云先生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怎样形成的。
他讲自己在湖北沙市的时候真正有了记忆，某一天突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思想的人，一夜成人。人的成长有时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是瞬间的事情。
我想起1992年我的祖母去世，因为从小祖母照顾我比较多，回去我看到祖母弥留之际的样子，也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成大人，童年一下就终结了，突然对生死、对人的理解就变了。我觉得许倬云先生同样如此。
每个人都有身体或者心理上的某种缺憾或不完美，而许倬云先生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可以总结为“四不”——不怨天、不尤人、不自责、不诉苦。
这当然很难做到，但因为许先生经历过非常漫长、痛苦、坚韧的历程，整个生命所展现出的气象和格局，让人感慨。许倬云先生有菩萨心，他生命深处的悲悯情怀是一种对人的命运往何处去的关切。
《尤里西斯的凝视》
他在口述中谈到少年时代逃难过程的所见所闻，比如有一次在四川坐滑杆：
“有一次很惊险，走完栈道下坡时，天快黑了，有个滑杆夫忽然出了问题，我坐的是最后一个滑杆，我一开始就觉得越走越慢，不久听到‘碰’的一声，前头滑杆夫倒地不起，我的滑竿跟着滑倒在地。后头的滑竿夫立刻去追前面的人找救兵，因为他们已经走很远了。
这次的经验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恐惧，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路中间，荒山野地，天又黑，旁边死了个滑竿夫，和一个翻倒的滑竿，另外一个滑竿夫去追人，我也不知道他回不回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看到远处出现火光，有人打了火把过来，原来是滑竿夫带了人回来，把我的滑竿抬回去。这种经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所以我常说我能体会中国内地穷人过的日子，就是因为有这种经历。”
这些经历让许倬云先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经验，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的能力，不是在书斋里就轻易能获得的。
04.
共情与同情
作为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访谈里讲：
“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
一方面要有人类大同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关心个别人的尊严美国西东大学相当于国内什么大学呢，我们是时代的倒霉蛋吗？，对具体个人处境的同情、理解、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最后往往是用一种狂妄的自大来掩盖内在的自卑。
《十三邀》第八季
我在文章《阿伦特论同情与怜悯》里写，20世纪的世界好像对普通人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悲悯的情感，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缺乏同情、理解和共情。我们往往是抽象地怜悯，具体地冷漠。
话剧《大先生》的第一幕，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质问他：“大先生，你不是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跟你相关吗？我在你家几十年了，你从来没对我有一个笑脸。”当时演鲁迅的演员，穿着牛仔裤、白衬衫，就苦笑了一下。
朱学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谈到，雅各宾党人一方面对涌上巴黎街头的底层的苦难充满巨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人头落地又持完全不同的态度。那种最悲悯的情怀跟最具体的冷漠，很奇特地聚集在一起。
整个20世纪的世界有那么多政治的、人类的、社会的苦难美国西东大学相当于国内什么大学呢，就是因为盲目极端的民族主义。直到今天，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都是以国家和自由的名义对个别人的伤害。
《狐步舞》
不是说民族主义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民族主义展开的历史，但是你不能把它推到极端，不能把它当作追求私利、宣泄的东西，当作冠冕堂皇的话。
许倬云先生既是历史的当事人，也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他对历史、政治、人性、生活、家庭、单位有一种隔离的智慧，超越了那种自轻、自贱、自怜、自伤的心态。如果把许倬云先生作为一个案例，可以看到同情与共情的区别。
共情有时候会导致个体没有真正解决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陷入无边无际的情绪对自我的包裹、伤害和压抑。情绪往往来无踪去无影，只有当情感成为真切、踏实、稳固的生命体验，才能够成为持久的内在动力。
而同情，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你愿意在一个细小的方面，采取具体的行动去改变你所同情对象的处境，这是我的感受。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第4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收听。
美国西东大学怎么样，人生的西东莫要问
前几天，在群众高涨的呼声中，我也去看了《无问西东》。
片子我就不多谈了，主要说说我感动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沈光耀的母亲对儿子说的一番话：
当初你离家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读书，你父亲和我都没有反对过。因为，我们想你，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同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生子。
这也并不是要你为我们开枝散叶，而是想让你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乐趣。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功名利禄，没有什么是你的祖上没经历过的，那些只不过是人生的幻光。
我怕，你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生，你的命就没了啊！
她说得泪流满面，儿子听得潸然泪下，影院中也是啜泣不止。这句话为什么能如此触动人，不就是最好地阐释了现在倡导的「中国梦」嘛——每个人都要过快乐的一生，美好的一生。
但是在那个年代，面对山河破碎，沈光耀没办法独自享受人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参军，当了飞行员，最后战死沙场。
沈光耀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名叫沈崇诲，出身名门，父亲是民国政府司法院的大法官。他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4年后毕业，又考入了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毕业时，留校做了飞行教官。
淞沪会战中，沈崇诲被调到空军大队，参加实战。1937年8月19日，他在执行轰炸任务时英勇牺牲，年仅27岁。
《无问西东》给英雄加戏，让他驾机冲向一艘敌舰，与之同归于尽，属于艺术加工。
另外一处加工是：沈崇诲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并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西南联大成立于1937年11月，在沈崇诲牺牲的同一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南下转移到长沙，后又西迁昆明，建立联大。
电影为了展现西南联大的历史，让沈崇诲穿越时光，人生往后延迟了几年，名字也变成了沈光耀。其实，沈光耀就是沈崇诲的「精神附体」。西南联大也有很多学生传承了这种精神，国难当头时选择了参军。
在西南联大当年的校园里，也就是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竖着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块碑的背面，刻着834名从军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名字。后经考证，总数实际是846人。碑文中有两人重名，另外还有14人被遗漏。
怪不得工作人员粗心。这块碑树于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举国上下的人们，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
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
《无问西东》的片名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这句话是说，人生在选择时不要多问西东，遵从自己的真心就好了。
理是这么个理，但是不代表人生本身没有西东。
如今大家将西南联大看成传奇，主要是因为它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培养出了一批难以超越的人才，有201人当选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央研究院院士。还出了两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杨振宁现在自然是无人不知的华人之光，得了奖，娶了娇妻，享受了人生的乐趣，也就是过上了沈光耀的母亲所期望的人生的样子。
但我今天想谈谈另外一个人：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这个人叫赖钟声，同时还是他们班的班长。
赖班长是山东烟台人，长得相貌俊秀，脸面白净，学习成绩比杨振宁还好。同时还是个文武全才，一口单刀舞得虎虎生风。
1942年本科毕业后，赖班长去了滇缅铁路工程处工作，杨振宁继续读物理学研究生。1944年，抗战局势吃紧，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参军。
此时，赖钟声已经考取了工程师资格。可能到底是山东人，实在。笔一扔，就去参军了。而杨振宁这时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准备去芝加哥大学留学。
临走前，他想和班长见一面，但兵荒马乱的，没有联系上。
赖钟声参军后，被选到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学习。既然叫干部学校，当然是培养干部的，很受重视，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小蒋」蒋经国任教育长，主抓政工人才的培训。
毕竟是给杨振宁当过班长，赖钟声智商高情商也高，在校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小蒋的得意门生，受到重用。
同时受到重用的还有王升，也就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曾可达的原型。蒋经国有个字，叫「建丰」，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建丰同志」。
1947年底，赖钟声被派到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任政工处少将处长。参军两年多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是今天无法想像的速度。
他到部队后美国西东大学怎么样，很块就创办了一份今天看来名字也很潮的杂志：《革命青年周刊》，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并有专用电台与建丰同志随时保持联系。
他还擅长演讲。他的演讲很有西南联大特色，最后经常用这样一句来结尾：
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实现工业化！
人生如一个8字，循环轮回，兜兜转转。1948年3月洛阳战役爆发，206师全军覆没，赖钟声也被俘。
幸运的是，赖钟声没有被列为战争罪犯，关进监狱里仅仅三年，1950年就释放了，被安排到北京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师。按照胜利者的标准，可能已经算是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他的一位学生曾描述过他讲课的情景：
赖先生身材不高，较胖，戴一副金边秀朗眼镜，头发黑亮一丝不乱，衣着考究，透着学者气。他讲课，精气神十足，温和而严正，声音洪亮，略带胶东口音。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已被他渊博的学识、精当的点拨所折服。
「文革」中，赖钟声被当做反革命，丢了工作，经常被批斗和贴大字报，以拉板车、做炊事员为生。后来虽然可以上讲台了，但因替一位生病的同事代课，连续讲了多节课导致过劳中风。
1971年，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在去国26年后，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人民的好总理亲自设宴招待。
杨振宁托人去联系上了自己的老班长，希望见面。但赖钟声左思右想后拒绝了，他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会看不起自己；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
对于前一点，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情况，他也认了。对于第二点，他的解释是：
此生最大的慰籍，便是困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赖班长这话说得很硬气，听得我想呱唧呱唧鼓掌，但是他心里真的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吗？也不尽然。
他曾经给自己的老长官写过一封信，里面说道：
我本一介书生，因响应蒋介石抗战救国的号召，放弃专业，考入军校……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少将政工处长，比如出国留学，学成而归，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
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我不过一中学教师，所以有时难免心烦意乱，大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感慨！
可见，赖班长心里还是有怨气的，对人生感到不平。
杨振宁去了西方，他留在了东方。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问西问东，但人生就此分出了西东。
在西南联大201名院士的显赫数字之外，是更多的默默无闻的名字。
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46年7月撤销的8年多时光中，学校共招生8000余人，最终只有3800名学生拿到了毕业证。
更多的学生，因为贫困、离乱、参军等原因，未能完成学业，没有机会成为所在领域的大家。但，历史并未把他们遗落。
1941年，中美两军成了盟国，来华的美军增多，需要大批的翻译人员。当年9月，教育部下令各大学的外文系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这次共征调了70多人，西南联大的学生占了一半。
在这其中，有一个江苏小伙子叫巫宁坤，被安排给「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翻译。这支部队有个更通俗的名字，飞虎队。
两年后，巫同学又被派到美国，给中国在美受训的飞行员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留下来，于1948年考入了芝加哥大学免联考在职研究生，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在芝大，他还碰到了一位西南联大毕业的校友，两人随即成为好朋友。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49年，这个国成立后，急缺人才，向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燕京大学向巫同学发出了邀请。祖国的召唤让他动了心，他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报效祖国。
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写了几个白色的粗体大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学到达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学上课，成了巫老师。五个星期后，他和京津地区三千多名高校老师，一起听人民的好总理做了七个小时以「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报告。
巫老师还没站稳讲台，11月，「三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解散了，被合并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从此就被卷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属于被运动的对象。
首先是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很多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去苏联总领事馆哀悼，只有他被指责为「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并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在另外一场运动中，巫老师的待遇升级了，被认为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批斗他的大会上，一个曾给溥仪当过翻译官的俄语老师吓得当场昏倒。
还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干训团的历史。干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这下他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虽然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干训团的副团长有陈诚，也有周恩来。批斗者认为：他不该说周恩来当过对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1957年反右运动中，巫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是「极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美国西东大学怎么样，人生的西东莫要问，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学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时的巫右派，先是和其他「同类」一起被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监狱，吃着发霉的窝窝头和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后被派到北大荒劳改。1960年，又被转移到位于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农场劳动。
当时正值历史书上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巫右派的大舅子想办法给他送了一包烙饼，同牢房的一位刘右派问他借了一张吃，还写了个欠条。他见对方的字很漂亮，相约以后给自己写个条幅。
几个月后，巫右派接到命令，去农场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后，一匹瘦马拉着一辆平板车走来，车上是一具盖着的尸体。他打开草垫子一看，就是那个借他烙饼的刘右派。
直到「文革」结束后，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他才得以回到北京。来来回回，他一直用着当初离开美国时带的那个行李箱。箱盖上，李政道写的几个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虽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只是，当他再打开箱子时，可能会回想起揭开草垫子的场景。人生的西东，只有真相被揭开时，才能看得清。
1979年10月，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讲学的消息。与赖钟声的反应不同，巫宁坤的心里没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同学。
因为李政道忙着备课，两人匆匆聊了一会儿。临别的时候，巫宁坤想：假如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那么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还会不会被中国政府奉为国宾呢？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想，那201位西南联大毕业的院士也会同意的。
巫老师的人生巅峰，是在晚年。
1990年退休后，巫宁坤用英文写了一本传记A Tear（《一滴泪》），回顾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引起轰动，是《纽约时报》当年评选的7本 Books（值得关注的书）之一。
而这本书的代价，是他的一生。
在书的结尾，他用9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归来」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后的「受难」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了。
晚年，他对来访的一个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对，就是那个何伟）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於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选择不问西东，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一滴泪》中的那个场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师——当时还是巫同学从旧金山的邮轮码头出发回国，李政道博士前来送他。
临别时，他问了李博士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着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同学还没明白「脑子」是个怎么洗法，邮轮已经启动。
没看够？
美国西东大学怎么样，假如新冠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会怎样？
被中国大力支持但被特朗普政府蔑视的全球化，
很可能将成为此次大流行最大的受害者
2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中）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右）在日内瓦召开有关新冠疫情的发布会。图片来源：世卫官网
正当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趋于稳定之时，它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却有迅速蔓延之势，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和伊朗。截至2月27日，已有超过47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虽然新冠病例的数量在大多数国家仍较小（韩国是唯一的例外），但按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说法，它们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官员已经在为这种病毒演变成大流行并导致企业和学校关闭而做准备。随着冠状病毒向大流行方向发展，它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重要关切。
由于该病毒仍在传播中，因此对全球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进行即使是大概估算也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仍可探讨将来的大流行导致经济下滑的若干路径。很少有人会怀疑新冠病毒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会给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尽管如此，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仍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正如卫生经济学家莫琳·刘易斯提醒我们的那样，疫情所带来的微观层面的代价与其造成的社会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跟疫情本身的特性息息相关。
例如，14世纪的黑死病所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欧洲人口减少以及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反而带来了新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些疾病导致老弱病残的死亡，而那些最有生产力的人口生存下来，这种情况反而提高了人均GDP。由此可见，经济将如何受到这场可能的大流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病流行的性质和发展轨迹。
但只是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推断，可能让我们忽略这次疫情演变背后的宏观条件变化。当17年前SARS袭来时，中国还没有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如今，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增长。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5.3％扩大到去年的12.8％。全球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和消费能力的更多依赖意味着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将比SARS时要大得多。
世卫组织专家回答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图片来源：世卫官网
与SARS的一个相似之处是，新冠疫情将通过改变消费模式来影响经济需求。人们将避免旅行或去餐馆、购物中心。但是，疫情对需求的影响可能并不总是负面的。恐惧和不确定感可能导致人们通过电子商务这种已成为中国零售业主要驱动的方式抢购日用品和其他商品，但是，冠状病毒持久、大规模传播所导致的对消费、旅行和商业行为的改变，可能导致服务、消费和出口的大幅减少。考虑到与SARS时期相比，现在服务业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这种负面影响在中国要比SARS大得多。
国际上对大流行的缺乏协调的应对（例如，旅行限制、大规模隔离、关闭商业和学校、进口禁令）将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并导致市场反应过度，从而加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很显然，航空业、旅游业（包括酒店业、邮轮业和其他行业）将受到疫情的重创。如果这种大流行持续一年以上，则可能导致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大量人口失业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与SARS不同，未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由于开工率下降而对劳动力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严格的防控措施（如封锁城镇）将使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运，从而对劳动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工人生病、害怕回到工作场所或者由于防控措施严格而无法返工，正常的商业运作将受到严重影响。研究表明，如果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感染，劳动力的减少将显著影响基本服务美国西东大学怎么样，假如新冠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会怎样？，例如燃料及食品供应链。
贸易和旅行面临的困难将中断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并对供应链严重依赖疫情发生国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连锁效应。例如，由于世界经济对中国高度依赖，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导致全球供应链极为脆弱。印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担忧，由于中国工厂的关闭，导致4月份以后制药原材料供应的中断以及仿制药价格的可能上涨——中国厂家的供货在印度原料药市场上占有70%的份额。
尽管从整体来看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并不排除紧随疫情过后经济回升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讨论大流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区分疫情爆发期间和疫情结束后两个不同时期。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并未导致1920年代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下降。实际上，研究表明，在1919年至1930年之间，死亡率最高和商业失败率最高的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增长最快。2003年，紧随着“非典”疫情的结束，亚洲尤其是中国出现了迅速和强劲的经济增长。社会和经济具有很强的复苏能力。经济恢复的速度和强度取决于疫情流行多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制造业造成伤害。
尽管如此，重大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后果仍然无法忽视的。不同于SARS，未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导致实物资本（由于投资者的信心降低）和人力资本（由于大量人口发病或死亡）的显著下降，从而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病毒持续影响一个国家并扰乱全球生产线，其带来的风险将表现在该国外国投资和出口产品的减少。在此次疫情中，包括麦当劳、耐克和星巴克在内的美国公司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许多商店。在人力资本方面，孕妇感染可能对胎儿和新生儿健康与发育产生不良影响。有研究指出，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被孕育的人群通常显示出较低的学历、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较高的身体残疾率。
但是，被中国所大力支持但被特朗普政府蔑视的全球化，很可能将成为此次大流行最大的受害者。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不仅促进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而且加深了负面的经济影响。开放的经济体和服务业（如旅游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体特别容易受到疫情的冲击。经济损失进而将使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得到强化。由于供应链缩短美国西东大学怎么样，全球生产可能会变得更加本地化、区域化。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英文版刊载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ink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