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土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面积总和），人口900余万，却以在科技领域的创新声誉而引人瞩目，是世界闻名的“创业之国”。在各类全球创新国家排行榜中，以色列常年位居前列，其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与狭小的国土和不足千万的人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色列非常重视科技投入，2020年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5.35%，居全球第1位。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结果，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创造了以色列GDP的15%、出口额的43%，相关从业人员缴纳了全国所得税的25%。以色列的重要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生物医疗（药物开发、医疗设备等），农业技术（灌溉系统、温室技术等），能源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和航空航天（军事卫星等）。以色列的科技实力主要归功于人才培养，尤其是一批优秀科学家、工程师等创新人才的突出贡献，包括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5名图灵奖获得者。
科学和管理学把创新分为颠覆式创新（ ）和渐进式创新（ ）两类：颠覆式创新指在技术、商业模式、流程或产品方面有重大和变革性突破，从而在行业或社会中产生重大引领性转变；渐进式创新指通过不断对现有产品、流程或服务进行细微、针对性的改进，以提高性能、功能、效率和整体用户体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集中在少数行业，并且以小微企业和某一细分领域“独角兽”的初创企业为主，是渐进式创新模式的典范。
一、以色列教育与科技整体情况
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教育整体水平在中东地区遥遥领先。2018年人口识字率约为97.8%，在中东国家排名第一。2022年，25～64岁人群中拥有高等教育经历的人口约占51%，远高于我国（约18%），略高于人口相近的发达国家瑞士和瑞典，与美英日韩等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见图1）。教育制度上，以色列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5～16岁），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公立教育，学生从高二开始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高中（普通高中、综合高中、职业高中），只有普通高中的毕业生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大学本科学制三年，硕士学制两年。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完成兵役后再开始大学学习，本科生平均毕业年龄为28岁。
图1 2022年各国25～6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单位：%）
以色列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教育。根据OECD《教育概览2023》的数据，2020年以色列教育经费占GDP的6.4%，与美英大致持平，高于人口相近的发达国家瑞士和瑞典，也高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OECD国家平均值（见图2）。2020年以色列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1.4%，与OECD国家平均值持平，略高于我国（1.38%）。
图2 2020年各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单位：%）
以色列的科技发展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跨国资本，几乎是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海外飞地”的一枝独秀。根据以色列创新局的估算，2021—2022年外国投资者在以色列投资份额至少为75%～80%，本土投资者（包括政府）只占很小的比率。以色列也是OECD国家中唯一一个由外国企业资助50%以上研发经费的国家。多项世界级技术成果都诞生于美国企业在以色列的研发中心：第一部商业手机诞生于摩托罗拉公司的以色列研发中心， XP操作系统是由微软公司以色列研发中心开发的，奔腾四处理器是英特尔在以色列的分公司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等以色列本土企业更擅长滴灌系统、网络防火墙、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等与本土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设计与开发。
以色列享有的创新创业国际声誉一方面归功于其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活跃于全球的科技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归功于美国和其他跨国资本出于地缘政治、提升本国劳动力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考量在以色列投入的大量资源。在总结以色列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验的过程中，需要意识到，我国自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目标和条件与以色列截然不同，因此对其做法不可一味照搬，而需要细致考察育人举措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内在联系。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以色列实行全民兵役制度，男性公民义务兵役为3年，女性公民义务兵役为2年，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完成兵役后再开始大学学习。由于战争频仍的特殊国情，高等教育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要依托国防军的“学术储备计划”，遴选成绩（重点考查数学、物理、科学等科目）排在前1%的高中生，入选者获得大学资助，可以选择先进入大学学习国防军优先资助的专业，将义务服役的时间推后，并在完成义务服役后额外增加3年兵役时间。“学术储备计划”稳定运行多年，目前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培养体系，是以色列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阵地”。
“学术储备计划”人才项目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培养目标是军事医务人员，之后逐渐扩大到工程师、科学家、法律专家、政治学家等。在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的推动下，国防军成立了专门的科学部队，通过研发高技术武器和培养高技术军人，以弥补以色列在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人口较少、资源有限的劣势。“学术储备计划”即定位在青年服役前或服役过程中识别、培养和任用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拔尖创新人才遴选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高地”项目（）、培养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百合花”项目（）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山巅”项目（，国内常译作“特比昂”或“塔尔皮奥特”，以下称“特比昂”项目）。
“高地”项目入选者主修电气工程或计算机科学，毕业后进入以色列国防军各机构服役5～6年，是以色列国防军科学部队的中坚力量。“百合花”项目入选者主修中东研究，并辅修数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中的一个专业，就读期间接受大量军事情报训练，毕业后直接进入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服役5～6年。“特比昂”项目是“学术储备计划”中的顶峰，其选拔出的学生是全国同龄人中“万里挑一”甚至“十万里挑一”的人才，旨在通过“特区化”培养，推动军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创新。从1979年项目设立至今，全部毕业生仅1000人左右。近年来由于以色列人才外流较为严重，录取率放宽到万分之五左右。
三、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学术储备计划”的招生选拔测试尽量避免考查学生过去掌握的知识，重点关注快速学习新技能的能力、面对挑战时的进取心、抗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第一轮是认知能力测试，主要考查短时间内大量处理数学、物理新知识的能力，从数百名候选人中筛选出几十名。第二轮是由心理测试和个人面试组成的个人特质测试，面试官大约有8～10人，由以色列国防部研发部门官员、现役高级军官组成，主要考查学生在压力下的表现和个人创造力潜质。面试问题通常超出高中生的已有知识，考查学生面对未知问题时是否拥有化未知为已知的思考方式，以及是否具备挑战困难问题的勇气。此外，将学生服务国家、军队的个人意愿和职业规划纳入考虑，并影响入选之后的方向分配。最后一轮是团队合作测试，通常由2～3名“特比昂”项目毕业生作为观察员，记录学生在小组合作中的表现。十几名候选人组成一个临时团队，在紧迫的时间和有限的设备条件下完成设计、创造类的任务，如使用儿童积木建造特定建筑物、提出尽可能多的使用鞋子的方法等。
总体而言，“特比昂”项目的选拔呈现出两大突出特点。一是评价内容的综合性。拔尖创新人才可能拥有不同类型的天赋，如语言、逻辑、动手实践、艺术等，以色列的“学术储备计划”选拔分为多个轮次，根据候选人的个人天赋、兴趣等，将他们分配到不同项目，如数理基础好且拥有创新潜质的学生进入“特比昂”项目学习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语言天赋出色且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潜能的学生进入“百合花”项目。综合性的评价选拔也可以更好地评价学生的非智力性因素，如坚韧的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能力等，这些非智力性因素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北京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实践驱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色列“特比昂”项目研究，选拔不仅仅考查学科知识和智力能力，还注重考查意志品质、个人志向和团队合作能力。二是考试评委的多元化。话语权最高的面试官来自人才的直接使用方——政府和军队。例如，以色列武器与技术发展管理局（MAFAT）负责“特比昂”项目的跨部门协调、实践培训和资源支持，同时也是以色列先进武器技术研发的核心部门，每年招募大量研发人才；军队人员则大多是以色列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军官北京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他们对实战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在团队合作能力测试阶段，面试官全部由“特比昂”项目毕业生组成，他们对这一项目培养人才的各类特质最为熟悉，并能够通过对“同类”的敏感嗅觉识别出潜在的优秀候选人。
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一）学位项目
“特比昂”项目采取封闭的“特区式”人才培养模式。入选学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完成3年学习，毕业后直接获得中尉军衔，进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服役6年，或者进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或魏茨曼研究所进行研究生阶段深造后再完成服役。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为“特比昂”项目设置了专门的学位项目（见表1），以色列武器与技术发展管理局则负责该项目的军事训练和实践培训。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统计，大约有1/3的“特比昂”项目毕业生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
表1 “特比昂”项目入选学生可选的学位项目
（二）课程体系
“特比昂”项目为培养军事科技人才而设立，课程体系呈现出区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特色。其一，课程强度大。课程门数约为普通学位的1.5倍。在日常课程学习之外，“特比昂”项目学生还需要在军事训练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三年本科学习中几乎没有暑假。“特比昂”项目不设置专门的淘汰机制，但每年有近1/4的入选者因无法适应课程与军事训练的高强度压力而退出。其二，自由空间小。由于以色列国防需求和计算机产业发展需求集中在计算机安全、计算机软件等方向，课程开设和学术研究方向也狭窄单一，聚焦在数学、物理和计算机学科，自由选课空间小。其三，课程颗粒度大。课程内容的编排从实际需求出发，将多门传统课程的知识内容整合到一门课程中，单门课程的信息密度很大（见表2）。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170学分/66~70门）比较，“特比昂”项目计算机专业的总学分接近但课程门数只有清华大学的一半。其四，弱化通识课。弱化通识教育的做法是以色列大学的通行做法。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色列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呈现出较强的社会本位取向，一定程度上忽视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以色列大学生相较于其他国家同龄人社会经验丰富，通识教育一定程度上用校园外的经历代替了校园内的课堂学习。
普通学生在完成三年服役后，还会用一年左右时间进行环游世界的退伍旅行。其五，团队合作的学习方式。几乎所有课程都进行小组学习，学生彼此之间产生高强度的竞争与合作，同时拥有深刻的团队情谊。在24小时相处的环境中，当班级里的一部分人进度更快，其他人就会自觉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从而让学生学得更快、更深。其六，较强的应用导向。以“从线性代数到：电气工程与系统工程导论”课程为例，其课程目标描述了可测量的绩效指标。如表3所示，中美顶尖研究型大学将课程目标表述为学生在该领域知识和能力的增值，以及该课程与先修课程或后续课程在知识上的关联。而“特比昂”项目对课程目标的表述则是清晰的“岗位任务”，即学习这门课程将能够胜任军队中的哪些工作，是根据现实工作场景的需要进行课程知识的选择与组织。这反映出以色列与中美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理念差异：以色列希望优秀人才毕业后能够立刻服务军队，将三年所学知识快速“变现”；而中国和美国则将本科阶段视为研究型人才夯实基础的阶段，主要为后续深造积累必要的知识和能力。长远来看，中美研究型大学的课程知识选择与组织方式更能为“颠覆式”创新人才创造成长空间，同时也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人才的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撑。
表2 “特比昂”项目课程体系与普通学位项目课程体系对比（以学位项目2061为例）
表3 以色列与中美顶尖研究型大学相似课程目标对比
（三）军事训练为依托的实践培养
军事训练构成了“特比昂”项目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大学内的课程。军事训练穿插在周末、节假日和日常学习中，帮助学生不断反思自己的课程学习目标，同时也让他们快速成长为合格的军人。
在价值塑造方面，军事实践激发了青年学生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怀抱着爱国热情勇敢挑战未知的问题。美国CNBC电视台制作人格威茨（）访谈了大量“特比昂”项目毕业生，他们形容自己的工作是“每天都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因为我的工作可能意味着生死攸关……我在试图保护我的家人和战友”“作为一个18、19岁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生死攸关的军事秘密，让我很快意识到作为机器的一部分，自己有多重要”。军事训练还能帮助“特比昂”项目学生在清晰的需求驱动下快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职业发展方向，并在真实项目中激发志趣，推动他们发挥自己的创新潜能。例如，一位投身航空航天事业的“特比昂”项目毕业生曾在实地考察中参观了“以色列太空计划”的项目，“我清楚地记得在电视上观看Ofek-3卫星发射的场景，现在我亲眼目睹了Ofek-4卫星的发射，我明白了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完成三年的本科课程学习后，他在服役的六年中为Ofek-5卫星开发了相机，为以色列国防部提供中东地区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由于研究课题都是以色列国防军当前面临的真实挑战，“特比昂”项目学生能在极短的周期内获得自己研究成果或研究进展的反馈。根据学习科学的相关研究，这种及时、可测量的反馈对学习动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能力培养方面，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国防领域的实际问题，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得到锻炼。例如，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军队访问活动中，学生接受坦克操作训练、舰艇驾驶训练、跳伞训练等，经历“不同类型的普通应征入伍者将接受的军事训练的总和”，熟悉以色列国防军的各部门。在充分了解军队各部门运行机制和面临的技术难题后，学生针对训练期间确定的军事需求提出技术解决方案，完成一个独立研究项目。例如，坦克自动射击系统“”的设计就是“特比昂”项目学生的独立研究项目成果，至今仍在以色列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特比昂”项目学生针对自己发现或军官提出的问题拟定解决方案、制定预算、撰写实施计划，并邀请军官来评判这些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讨论是否付诸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研究能力、问题提出和解决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在知识传授方面，军事训练使“体验式学习”成为现实，实现了知识技能的“近转移”和“远转移”。体验式学习指教育者创设一个课堂知识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情境，学生能够在其中运用知识和技能。学生在某一情境下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内化成理解工具，使其面临其他情境时能够加以运用。对于“特比昂”项目学生而言，军事训练期间尝试解决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一种知识技能的“近转移”，毕业后在服役期间解决综合性更强、难度更大的问题甚至于服役结束后投身学术研究或创业则是知识技能的“远转移”。以色列武器与技术发展管理局是“特比昂”项目的主管部门，并在军事训练中负责为学生创设体验式学习的情境——“作战演示系统”（ ）。这一系统被学生评价为“颠覆性自下而上创新的关键实验室”。由于参与研发的新技术无法在未经验证的情况下投放战场，因此作战演示系统成为了操作验证、反馈调整的试验田，原型技术在这里仿真或应用后会得到调整。体验式学习不仅帮助学生拓展了思维（mind），而且拓宽了心态（），让他们在日后的挑战中能以积极成长的心态面对挫折，并相信环境的可改变性。项目毕业生在服役结束后可能投身创业或就职于与服役时期不同的领域行业，但体验式学习带来的“远转移”能够帮助他们在全新的情境中发挥出自己积累的才能。
表4 “特比昂”项目军事训练
五、拔尖创新人才的职业发展
在结束九年的服役后，“特比昂”项目毕业生活跃在以色列的各领域关键岗位。其中1/3留在以色列国防军，从事军事相关研究开发工作，少数进入战斗部门。根据以色列政府统计，“特比昂”项目毕业生中约10%获得以色列国防奖、空军指挥官奖和军事情报负责人奖等军队杰出贡献奖。1/3进入学术界，他们中的大部分会获得政府的持续资助前往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深造，优秀毕业生代表包括2010年菲尔兹奖获得者埃隆·林登施特劳斯（Elon ）、2003年哥德尔奖获得者约阿夫·弗罗因德（Yoav ）等。还有1/3进入私企或创业。以色列政府和军队鼓励“特比昂”项目毕业生将服役期间的知识产权成果应用于个人创业，并积极推动本国创业者完成融资。多位“特比昂”项目毕业生成为计算机安全、金融科技等领域全球独角兽的创始人。
“特比昂”项目毕业生在私企工作和创业中的成功与该项目在以色列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首先，拥有突出的智力资本。他们是全国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其智识能力、身心素质、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都非常拔尖，在以色列社会拥有很高的认可度，部分以色列科技企业的顶级岗位甚至会在招聘中说明“仅限‘特比昂’项目毕业生”。其次，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该项目招生规模小，迄今毕业生仅1000余人，以战友会等组织形式助力形成了一个强联系的社会网络。曾有社会学者将以色列全民兵役制度下形成的人际网络称为以色列青年的某种“军事资本”，它是军队中习得的技能（人力资本）、军队中建立的社会联系（社会资本）和军队中形成的行为准则（文化资本）的总和。“特比昂”项目毕业生通过建立内部论坛、每年举办聚会等方式维持这个“精英俱乐部”的内部联系。以色列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在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等几个细分领域，顶尖科技人才的聚集也进一步强化了“特比昂”项目作为毕业生社会联系纽带的作用。此外，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发展高度依赖外国风险投资，而声名在外的“特比昂”项目恰恰为毕业生提供了背书，并通过内部社会关系网络减小“特比昂”项目毕业生参与的初创企业、融资企业与外国风险投资企业的信息差，“通过‘特比昂’关系网可以便捷可靠地获取企业账簿之外的信息”。“特比昂”项目毕业生由于在以色列国防军较长的服役经历，深度了解军队和政府需求，在获取政府投资方面也拥有更大优势。
六、当前挑战
以色列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以下重大挑战。其一，高科技发展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领域，近年来受到国际竞争压力的影响，创新人才岗位减少，人才流失问题逐渐严重。根据以色列风险投资研究中心的统计，2021年，以色列网络安全、金融科技、食品科技和物联网四大领域获得的投资额占全年投资总额的66.3%。尽管以色列在全球创新指数等指标排名中位居世界前列，但其作为一个科技强国有别于美国和中国的庞大国家科技体系，而只是少数领域的“偏科生”，因此其科技生态系统处于相对脆弱的位置。近年来，以色列受到东亚国家和西欧国家在资金和市场上的竞争挤压，本国高科技企业的人才需求不复之前的快速增长。根据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以色列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6位（中国排名第11位）国外在职学位班，相较于2019年下降了6名。另外，根据以色列创新局的统计，2013年以色列初创企业的融资额是巴黎的5倍、伦敦的2倍，但由于欧洲创新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2022年伦敦初创企业融资额已经超过以色列，巴黎也已接近以色列。以色列一直将本国定位为“小而美”的创新中心，区别于美国和中国这种庞大的“创业之国”。以初创企业融资额计算，过去十年中以色列是全球排名第6的创新中心，仅次于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北京、上海，但其他“小而美”的创新中心如新加坡、首尔等正在快速追赶以色列，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拔尖创新人才的“出口端”也面临无法容纳足量人才的压力。拔尖创新人才不可避免地流失到其他国家或行业。
其二，以色列科技发展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大量拔尖创新人才为跨国公司工作，本土企业并未完全享受到科技人才红利。根据以色列创新局的估算，2021—2022年，外国投资者在以色列投资份额至少为75%～80%，本土投资者（包括政府）只占很小的比率。以色列也是OECD国家中唯一一个外国企业资助50%以上研发经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特色使得以色列以相对有限的劳动力数量、市场容量和基础设施条件获得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使得以色列的科技产业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高风险中。例如，2023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使大量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暂停或放缓对以色列的投资，导致高薪工作岗位减少，对以色列经济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以色列的本土高科技企业从拔尖创新人才中获得的收益远小于跨国公司。根据相关统计，以色列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超过85%由跨国公司承担，仅IBM和微软两家就占到一半左右。以色列是众多跨国公司（尤其美国主导的跨国公司）在中东的重要基地，但大规模本土企业的发展并没能完全享受到本土科技人才红利。
其三，近年来以色列的基础教育质量下降，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优质生源不足的隐患。根据2022年的PISA测试结果，以色列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低于OECD平均水平，且近十年来分数持续下降。2022年，46%的中小学校长认为学校教学能力因缺乏师资而受到限制。在此背景下，“特比昂”项目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录取条件虽然不断放宽，但仍然面临优质生源不足、学生无法承受项目学习压力而中途退出等问题。
七、结语
我国是一个工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的大国，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呈多层次、宽领域的特点，既需要“从零到一”开辟新领域的颠覆式创新人才，也需要从当前实践中发现问题、改进问题的渐进式创新人才。在培养渐进式创新人才方面，以色列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提振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助力以色列发展成为“小而美”的创业之国，其人才培养经验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第一，综合性的考查方式有利于多元拔尖创新人才的甄别。第二，以实践项目为依托，在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等方面发挥传统课堂讲授难以替代的优势。第三，帮助学生建立长远的职业规划，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终身发展支持。总的来说，以色列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积累了许多有效的实践经验。但考虑到以色列国情与我国有很大不同，需要对以色列的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背景全面了解后，选择性地借鉴部分做法。同时，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年来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和做法，这些本土性的经验更值得被挖掘和总结，从而探索出根植于中国国情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希伯来大学博士后，法家学说的多元内涵以及当代价值
■夏茜
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奋六世之余烈，归天下于一统，却仅历始皇、二世两朝而亡。在后世反思中，这一历史经验多与法家思想紧密关联，“成也法家，败也法家”之说几成定论，走出秦政痛诋法家者至今不绝。研判法家思想与秦政兴亡的关联，遂成为思考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无可回避的话题。10月16-17日，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家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法家学说与秦政兴亡”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来自哲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等领域的54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在当今时代语境下该如何重新审视法家学说与秦政兴亡、法家学说的多元内涵以及当代价值等热点话题。
一、重新检视法家学说与秦政兴亡之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往往因法家思想与秦政牵连颇深，而将秦朝短祚的原因归咎于法家所倡导的严刑峻法，这一观念背后的理论逻辑是，某种占据主流的思想与其时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也即思想需对其社会化的实践负责。这一观点在本次会议中，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挑战与批判。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腾（《秦朝发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以“儒法竞合”为线索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认为，秦以法家立国称霸，构建了一套从思想学说到现实政制法家化的意识形态。他明确区分了作为一种理论思想的法家，以及在秦政实践中被意识形态化的法家，前者与后者存在明显区别。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教授PaulR.（金鹏程）在其文hy（《早期中国的法律哲学有多现实？》）中通过比较《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传世文献与睡虎地、张家山、里耶等地出土的简牍资料中关于“孝”“法”以及法的应用等内容，指出法家理论与真正实行于秦国/朝的政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思想与社会之间并不始终保持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二者之间有互动也有背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倩茹（《〈商君书〉与秦政治的关系》）则进一步将法家思想与秦政实践的关系归结为五个具体的层面：思想指导实践、思想总结实践、思想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再次指导实践、思想未落实到实践、思想未直接形成政策。可见，思想的社会化是一个充满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过程，这提示了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独立性，它拒斥着在与秦政的纠缠不清中被要求负担一些本不属于其自身的历史责任。以上都是专就法家思想与秦政的关系而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贾坤鹏（《论秦始皇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则从分析秦始皇执政所采纳的思想资源入手，指出秦始皇不是任何思想的信徒，而是根据形势需要对诸子百家进行选择、改造，他的思想因时而异，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这意味着法家并不是指导秦政走向的唯一思想原则，或说法家思想并不能为秦始皇所有的政治行为负责，虽然它可能在实际上确比其他思想更深地出入于秦政之中。
一些学者则从理论上反思了以往学界将秦朝短祚归因于法家的主观原因，并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重跃（《商鞅和〈商君书〉》）指出，一直以来对商鞅和《商君书》的研究都是在传统学术范畴，即儒家或法家的叙事之中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预设的学派及价值立场的影响。因此应当首先悬搁掉某些平面化的叙事，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来进行客观的、立体的分析，在历史的脉络中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唐代兴也认为“秦亡于暴政”源于汉初儒生基于自身利益欲求而迎合新朝寻求合法依据和正义来源而共同制造出来的污秦的语言暴政史。也即汉初的儒生们在对秦亡经验进行总结时，已然掺入了主观色彩，欲以满足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后世学者在回溯这段历史时，往往不加省察地引用汉儒的论断，遂至于积重难返的境地。因此，唐代兴指出欲建构一种严肃的考信历史真实、辨别历史真伪、探求历史真相、发现历史真知、揭示历史真理的研究方法，需要我们反思前人的历史观，还原事件发生当下的历史语境，发现历史本体，再予以关联证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生孙舒苇（《商鞅变法“秦民大悦”的虚与实》）就是具体地通过对史书中“秦民大悦”这一表述背后实际隐含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基础的分析，指出史书评价不能轻信的观点。
那么，除了详审史料背后是否糅有叙事者主观立场之外，如何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语境呢？本次会议提到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进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力（《关于考古资料与先秦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思考》）指出，我们应当借助出土文献来重新审视过往我们引以为研究基础的传世文献，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之上。在这方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晨光通过对比《成人》与此前刊布的清华简，指出多数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型”应释作典范，绝非刑罚之“刑”，从而对“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先秦法制史文献”的定位提出质疑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博士后宋磊（《礼法转捩与治道转型：子产铸刑书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则进一步指出，当出土文献也并非一手材料，而是后人的追述乃至时人的评价时，它的史料价值也值得重新审视，因为它同样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与个人情感。另一个方法则是先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错落开来，回归先秦法家本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再来思索其与秦政之间的关联。这一方法已被与会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应用到了研究当中。
基于对法家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不少学者重新审视其与秦政的关系，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恰是其没有完全根据法家思想来设计政治制度的结果。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林敏（《最低限度的德性之治——〈商君书〉中的“圣王治国”论及其德性追求》）从德性的视角，指出《商君书》与传统儒家一样，同样重视德性问题海外在职学位总裁班，同样存在着政治正当性的理论建构，只不过是要通过与儒家不同的“法治”来实现最低限度的德性之治。而导致秦政灭亡的正是当政者抛弃法治、滥用刑罚，这是对《商君书》的背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博士孟兵强（《论韩非学说与秦亡关系——以韩非君臣观念为例》）从韩非子思想中君主虚静无为的原则入手，认为秦二世对宗室、李斯等人的诛杀以及穷奢极欲、滥用刑罚等违背了这一原则，并最终导致了秦的灭亡。这样的思考与结论颠覆了以往人们有关法家思想与秦政兴亡关系的认知，很有启发意义，不过似乎也有将秦亡的因素简单化约之嫌，还需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二、法家学说之多元呈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韩非子为何重刑轻赏？》）对于韩非子提倡轻罪重刑、重刑轻赏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韩非子之所以重刑轻赏，是认为避害更有刚性与普适性，回避痛苦是人类行动的更根本的驱动。这提示我们韩非子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论脉络，对它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整体，而不能抱执某个单一的面向以偏概全。
如一般认为法家思想惨刻少恩、否定道德，孕育了秦的暴政传统，但若从学理层面进行整体性分析，就会发现法家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助理教授曾暐杰（《譬喻中生存——韩非基进法刑论述的道德内涵》）指出，韩非子的理论系统，是在面对“争于气力”的战国乱世中残酷的现实而发展出的激进诠释学，这是一种放弃了形上学的慰藉以及搁置了道德论述的诠释，它试图从根本去解决无有道德的民性以及无法回归“竞于道德”的困境与焦虑。因此，这不意味着他在根本上否定道德，只是认为至少在战国末世，道德不可能。也就是说韩非子对于道德论述的暂时搁置，是基于他对其所处时代的根本体认，这种搁置不意味着反对或拒斥，因而也不是持久不变的。而另一些学者则从“民”的角度指出，法家虽然总是搁置相关的道德论述，但其思想中却也是蕴含着道德的因素的。如三江学院教授徐克谦（《试析先秦法家的人民观——以〈韩非子〉为例》）指出法家思想中国家/君主与人民的互动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民并非政治的主体，“民智不可用”，统治者需要借助法对民众进行教育与引导，这也就是一般认为法家严苛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是国家之本，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是法治措施的根本目的，这是常常为人忽视的一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讲师丁义娟（《从“民”的地位角度看商鞅法家理论》）也指出法家思想在涉及“民”的问题时的复杂性。她认为虽然民在“上-官-民”的社会结构中具有被动性，但他是法家整个治理理论的出发点，民众生活改善和国家富强是其目的。通过文本的细读希伯来大学博士后，法家学说的多元内涵以及当代价值，法家思想的丰富面貌得以展现。
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尤锐（《从〈商君书·徕民〉看“商鞅学派”等思想变迁——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指出《徕民》篇在某种程度上对《商君书》其他篇章主导思想的背离，恰恰体现了《商君书》思想的革新性特征。在此，他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当一种本身具有极高革命性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就容易丢掉这种革命性，而被奉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定论，从而走向它的反面。这提示我们，《商君书》的思想乃至整个法家思想，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它具有随着时代语境变化而变化的灵活性与革新性，因此，在后人思考法家思想时，也不能采用一种静止的眼光与思维，而应从现实的眼光去动态地看待法家思想，如此与法家的对话才成为可能。法家思想作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我们文化身份的构成，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之中，如何在正视其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其积极的成分，重新激发出古老思想的内在活力，也是不少参会学者关注的话题。
三、法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
湖南理工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周四丁（《论韩非的诚信观及其对当代诚信管理的启示》）认为韩非子的诚信观可以为治理当代的诚信危机提供一些启示：诚信管理要以解决具体诚信问题为依归、依法治国是加强诚信管理的重要保障、需要完善市场诚信监管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践行诚信、要认识到诚信管理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山东理工大学教授王玲（《管仲法治思想与营商智慧的现代性转化研究》）认为管仲在法治建设和营商环境方面的思想和智慧希伯来大学博士后，对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永军（《论商鞅的德法重治思想》）指出商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并举理论图景的政治思想家。因此，他认为对商鞅相关论述的回顾及学理性说明，可以揭示中国最终选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岭南师范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孟庆吉（《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认为韩非子的“以法治国”、赏罚及变法革新理念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念借鉴，其科学民主的立法思想、“赏信罚必”的法治原则、“法不阿贵”的法治精神、“循名责实”的法治工作方法、于普法教育的重视对我们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其思想因在执行过程中反映出的不足也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所应吸取的教训和经验。
当然，有学者也指出，对于法家思想的某些理论缺陷，我们既不应当苛责处在两千多年前战国乱世中的古人，甚至也不能强求今人给出完满的解决方案。法家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类政治面临的普遍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宋洪兵（《一种新解读：论法家学说的“政治”视角与“法治”视角》）就认为在法家学说中以“君”的“术”“势”为核心的“政治”与以“法”为核心的“法治”的并行不悖，虽然饱受诟病，但它恰恰是人类政治的宿命，政治的隐蔽与诡诈和法治的公正与光明，必然同时存在，并非某种伦理立场或道德倾向可以改变。所以，当我们在扬弃法家思想以为今用时，要时刻关注法家思想的边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境遇，也应看到人类政治在通向光明境地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在当今的政府管理、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如何能够真正将法家思想从与秦亡教训的紧密关联中解救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资源被学界及大众同情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仍有待于学人们的继续努力。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让我们看到了以公允立场和严肃态度深入开展法家研究的美好愿景。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博士后研究学者项目研究方向是什么？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大量在欧洲遭受歧视和迫害的犹太学生和学者的涌入，西大得到了迅速扩张。
到1947年，西大已经发展成为一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科研教学并重的综合性大学，并承担了巴勒斯坦发展中的犹太研究中心。
有七个单位:人文和自然科学学院、医学预科学院、农学院、教育系、犹太民族和大学图书馆、大学出版社和成人教育中心。有1000多名学生和大约200名教师。
不幸的是，巴勒斯坦地区发生了战争，使西达脱离了耶路撒冷犹太人控制区，成为一个“孤岛”。学校不得不放弃 ，在耶路撒冷另寻校区。尽管如此，西大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到1967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生人数已超过12500人。1967年6月9日，耶路撒冷重新统一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博士后研究学者项目研究方向是什么？，西大长期流亡结束。因此，HIDA开始重建和扩大目的山校园，这成为HIDA在1981年再次主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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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创新与创业博士后研究项目招收来自中国和亚洲的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博士后研究课程。是一个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端教育项目，针对的是系统接受过博士教育的人。研究和创新能力是高级管理者必备的素质。本文由小编“若彤老师”编辑发布，更多了解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清培商领院”进行咨询。参加博士后研究班，会获得研究经验，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
研究方向
创新创业课题 包括但不限于：
Bio- and 生物产业与技术管理
工商管理
and 公司治理与会计
& 经济金融学
of 技术经济
教育
Human 人力资源
Care 医疗健康管理
and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
and 领导与领导教育
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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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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