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海阶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阶梯医疗）宣布完成 3.5 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启明创投、奥博资本和礼来亚洲基金和知名产业投资机构共同领投，天使轮投资机构源来资本持续跟投，启峰资本担任财务顾问。
阶梯医疗成立于 2021 年 8 月，总部位于上海，专注于微创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致力于神经界面（电极）的研发、植入式脑机接口平台系统的开发，及相关科研成果的临床应用转化工作，旨在实现运动控制、神经疾病病灶监测及调控、感知觉修复。
通俗来说，脑机接口就是在人脑与外部设备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路，让大脑与机器实现 ” 对话 “。2024 年 1 月 30 日博士后在美国，埃隆 · 马斯克宣布其脑机接口公司 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设备植入手术，随后，首位植入大脑芯片的人类患者成功地利用意念控制了电脑鼠标。这是脑机接口技术从基础科研走向市场的重要节点。
据阶梯医疗介绍，与 一样，也选择了技术难度与应用天花板最高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路径，并研制出中国首款符合医疗器械标准的高通量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以帮助瘫痪患者完成复杂的脑控任务，是中国首个完成注册性型式检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阶梯医疗创始人赵郑拓是位 “90 后 “。
2013 年，赵郑拓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学院国外在职学位班，获工学学士学位。2015 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2019 年，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2019-2020 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 莱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20 年 11 月起，赵郑拓任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神经界面研究组组长，微纳电子加工中心负责人。
2021 年，赵郑拓创办阶梯医疗。
阶梯医疗获得数亿元 A 轮融资以及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源来资本、奥博资本、元禾原点。
阶梯医疗获得的本轮融资金额，是中国植入式脑机接口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融资。资金将用于加速产品临床试验、新一代技术研发以及医疗级 MEMS 生产基地建设，为脑机接口技术的商业化落地提供支撑。
阶梯医疗计划于 2025 年启动国内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长期埋植前瞻性临床试验（FIM）博士后在美国，突发！上海杀出未来独角兽：一把融资 3.5 亿，中国第一，2026 年进一步推进大规模临床试验，为产品注册上市做准备。
脑机接口是上海市重点培育的产业。今年 1 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培育行动方案（2025 — 2030 年）》。
《行动方案》特别提到：
1、2027 年前，推动 5 款以上侵入式、半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完成临床试验，面向失语、瘫痪等患者，实现部分语言和运动功能恢复；
2、引育 5 家以上具有脑机接口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能力的自主创新企业、10 家以上产业链上下游国内骨干企业；
3、培育脑机接口产业链主体，开展柔性电极、低功耗神经信号采集及刺激芯片、医疗级植入式电池、植入式硅胶、馈通等关键材料与零部件研发，加快产业链国产化。
上海希望 2030 年前脑机接口产品能全面实现临床应用，并且产业链核心环节自主可控，最终打造全球脑机接口产品创新高地。
天风证券研报提到，脑机接口市场规模 2030 年预计将达到 56.92 亿美元，期内年复合增长率为 15.61%，市场潜力大。
博士后美国，疫情影响下，全球有一半以上博士后想要逃离科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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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截至11月27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高达6127万例，死亡人数破143万例。在严峻的疫情环境下，许多科研项目迟迟得不到展开，被迫停滞，全球约有一半以上的博士后因此产生心理焦虑，想要逃离科研圈。
据顶级期刊《自然》对全球93个国家7670名博士后进行的调查显示，有32％的受访者表示科研情况比他们预期的要差，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情况要好于预期。超过一半（即61％）的人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持负面看法，不到一半的人会向年轻人推荐走上科研之路。
加班时间长，薪水待遇低
博士后和程序员一样博士后美国，也面临着“996”的加班问题。根据调查数据，3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合同要求每周至少40个小时，但合同通常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在规定的合同时间之外，3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超出合同10个小时，而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额外付出20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几乎所有人（97％）都报告说需要在周末和休息日工作，并且有47%的博士后反映自己所在机构有加班文化。
澳大利亚免疫学家安娜·库森斯（Anna ）分享了她在英国的博士后经历。在那儿她必须签署一份弃权书，声明她将在合同之外加班。她说：“即使没有签署此类合同的博士后也倾向于遵循同样的规则。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工作超出了获得报酬的时间。”
但在高强度加班下，博士后并没有获得等价值的薪水。美国一化学博士后称，他所拿到的薪水不到助理教授的一半，只比研究生多几千美元，但是要承担的责任却要远远超过普通研究生。并且在疫情影响下，他们的薪水还被缩减。
此外，不少博士后都承担着养家的负担，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对生活和工作难以平衡。
王绪和她的丈夫都在美国的大学做博士后，她向界面职场反映，在没有孩子前还能满足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是有了孩子后出现了冲突。
“需要照顾孩子和科研，有点困难，但还是要自己努力免联考在职研究生，和爱人之间相互帮助和理解，互相都牺牲一些，尽可能做到最好的平衡。”王绪说。
关闭的实验室和暗淡的工作前景
对于理工科的博士后，实验是科研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受疫情影响，大学实验室被迫关闭。调查显示，80%的博士后认为疫情对实验的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他们不能收集数据和项目主负责人讨论课题。
王绪告诉界面职场，疫情爆发后她所在的学校就将实验室关闭了两个月，这期间她只能做一些查资料和看文献的工作，实验进度被严重耽误。
“不过现在我们实验室已经重新开放了。”王绪说，“我现在所在的组有些特殊，刚好做的内容是和Covid-19相关，在实验室大家都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正常运转已经没问题了。”
疫情也让许多博士后的职业规划发生了改变。在中国，有5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生涯已经受到打击，而2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一位生物医学科学家称，他原计划在美国做博士后，但是现在被滞留在了国内。
对职业前景的担忧在南美洲最为普遍。70%的南美洲博士后表示，自疫情开始流行起来博士后美国，疫情影响下，全球有一半以上博士后想要逃离科研圈，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已经受到影响。
巴西一名生物化学家指出，她所在国家的博士后合同通常只持续一到两年，而且合同的续约还远未得到保证，这给已经处在艰难困境的研究人员制造了一个更脆弱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生活的现实是博士后们需要在街上出售食品以维持经济收入，因为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奖学金或拥有工作。”她说。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物理学家朱丽思·卡罗（ Caro）担心巴西政府可能会通过削减成本的方式来缩短她的奖学金期限。“疫情让我记住了科学对政府而言并不重要。” 她补充说，她获得奖学金的一个条件是禁止她从事超出其领域的工作。但由于物理学相关的工作很少，她现在是以无薪志愿者的身份在大学教授实验物理学课程。
除经济上的困难外，45%的受访者表示疫情让他们难以顺利地找到工作。对博士后而言，他们通常会考虑在大学获取教职，继续从事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但是现在不少大学都暂停了招聘工作。
美国一名从事艾滋病病毒的研究人员今年一直在寻找能提供终身任职的大学，但是他表示低估了新冠疫情对职业的影响，“想要留在学术界，已经不再可能。”
51%的博士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缺乏保障，压力之下，超过一半的博士后开始思考：自己选择的这条科研之路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调查数据显示，65%的博士后遭遇过职场PUA，40%的调查者遭遇过性别歧视，这其中90%为女性。
珊珊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她向界面职场透露，在她读博期间，曾有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对她进行了长期的职场霸凌。
“我那个时候刚刚进入小组，他是带我的指导者，分配我任务。”珊珊说，“那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言语攻击和讽刺我，说我做的数据没有用，实验有问题，各个方面打击我的自信心。”
珊珊回忆，在那个小组做实验期间，她无时无刻不感到焦虑和不自信，甚至发展成了抑郁的倾向。“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小组，并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实验室负责人，自己的情绪才逐渐调整了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比男性在职场遭遇更多歧视的现象在科研领域也并不少见。47%的受访者认为她们所在的机构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做得不够。
有博士后反应，同样是向负责人提供意见，男性同事提出的相同建议会受到赞扬，而女博士后不会；另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因为和工作质量无关的问题遭到严厉的批判，并且女性科研人员的升职比男性也更加艰难。
困扰之下，许多博士后试图寻求心理疏导，但仅有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大学提供了足够的心理支持，不到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大学的心理健康服务有专门针对博士后的需求量身定制。
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健康心理学家雷纳特·伊赛迪克（ ）表示，博士后常常落在员工和学生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可能没有资格获得机构中其他人可以使用的心理健康服务，这也是“博士后陷入困境的另一个问题”。
（应采访者需求，王绪、珊珊为化名）
博士后美国，签证灾难打破了科学家的美国梦！《Nature》对话五位留学生和博士后
编 | 信仪
智东西9月29日消息博士后美国，据《》杂志报道称，一连串的美国签证限制加上美国持续的反移民情绪，已经影响了无数年轻的国际研究人员。为此，《》杂志采访了5位留学生和博士后，并得出结论称“美国的签证灾难打破了科学家的美国梦”。
以下是智东西对《》杂志本次采访内容的全文编译：
2020年7月6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Trump）政府宣布了一项备受争议和批评的“新规”：
如果留学生所在的学校 2020 年秋季学期全部采用网络授课，那么持非移民F-1和M-1签证的学生可能面临失去签证并驱逐出境的风险。
该规定引起美国大学的强烈不满。在这项新规宣布之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该新规违反多项联邦法律。
八天后，也就是7 月 14 日，在美国 200 多所大学、至少 2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政府以及美国多个科技巨头强烈反对下，特朗普政府迫于压力，同意撤销留学生签证新规，但在这八天中，这项政策已经引起了留学生、留学机构等群体的混乱。
一个月前，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在2020年底前暂停H-1B签证的发放。H-1B签证适用于在美国工业或学术界工作的专业技术工人。通常，H-1B签证申请人可以在美国居留多年。
今年1月，美国白宫宣布将会对尼日利亚、缅甸、厄立特里亚、吉尔吉斯斯坦、苏丹、克罗地亚等13个国家采取移民限制。
《》杂志采访了5位国际研究人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抱负因为美国政府的签证禁令和旅行限制而被搁置。专家警告称，缺乏他国的科学人才将会威胁到美国的研究和创新。
一、 李晨阳：不要对美国签证流程做任何假设
李晨阳是美国埃默里大学理论化学专业的博士后，他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在采访中，李晨阳陈述了他近几年的留学经历：
李晨阳
他说，在2015年5月从雅典的佐治亚大学获得理论化学博士学位后不久，他就在埃默里大学开始了博士后学位的攻读。
2019年9月博士后美国，签证灾难打破了科学家的美国梦！《Nature》对话五位留学生和博士后，他更新了他的H-1B签证，凭借这个签证可以继续在美国待6年。他也开始在中国和美国分别寻找教职工作。
2019年12月，李晨阳受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青年学者座谈会。除了参加座谈会，他本来还希望这份邀请能让他获得一次面试机会，为此他在去年12月回到了中国。当时他已经有一年半没回中国了，他也认为可以利用这次回国的机会展示他的工作能力，并且看望家人。
他说，在过去的6年里他回国了三四次，从没遇到过任何问题。那时候他最多只需要1~2个月的时间就能拿到再次返回美国的签证。
而当他在中国处理完一系列事宜，并且准备于12月31日返回美国的时候，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了一些以前他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免联考在职研究生，例如询问他的计算机代码是否可以盈利。
在今年的1月23日中国疫情爆发之前，他的签证依旧没有得到批准，并且当时所有的签证程序都停止了。到了2月，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李晨阳，他们正在积极处理他的签证，当时他认为他可以返回美国了。但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美国发布签证禁令，到现在李晨阳也无法返回美国。
李晨阳称，更糟糕的是，他从6月份就没有拿到过工资。因为他持有H-1B签证，并且已经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了，埃默里大学无法继续支付他工资。
新冠肺炎疫情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美国的许多大学无法再进行招聘，对于李晨阳自身来说，他也没办法在在美国找到做大学教师的工作机会。他如今最现实的目标是在中国找到工作。目前他还在与他在埃默里大学的首席研究员保持联系，他说这位研究员非常友善且乐于助人，他们经常开会研究论文。
考虑到当前的就业市场动态以及李晨阳所研究领域（电子结构理论）市场相对较小的事实，他认为找到定位准确的职位目前具有一定挑战性。在美国，针对这个子领域可能会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工作岗位。在中国，中国的大学普遍侧重于高影响力的应用研究，因此也只有少数机构高度重视理论化学。
李晨阳考虑到，如果他能融入这少部分的机构中，他或许还能依然做他想做的研究。而如果他融入不了，他可能需要稍微改变重点，以更好地适应具有更多应用重点的部门。
他说，有人建议他继续向美国顶尖大学申请工作，这些大学有资格也有资源能提供给他签证支持。对此他的回复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还需要三思而后行。
二、 Umair Ahsan：制定备份计划
Umair Ahsan是纽约康奈尔大学的前博士后研究员，他现在回到了巴基斯坦。
Umair Ahsan在实验室工作
Ahsan说，他于2019年4月在巴基斯坦结婚，而后于2019年5月在康奈尔大学开始了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后的攻读，之后他又获得了澳大利亚的博士学位。他说他正在研究一种能够提高嫁接番茄产量的基因，这个项目和他正在攻读学位的大学都是他的梦想。
在完成博士学位课程时，Ahsan申请了为期一年的美国J-1签证（一种通常签发给博士后的美国签证），并且在2019年4月收到了签证。
同年6月，Ahsan的妻子申请了J-2配偶签证，但是被拒签了。不幸的是，他们无法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他们从朋友和律师那里得到的建议是可以重新申请，但是至少要等6~8个月。
由于Ahsan签证的有效期为一年，他们决定于2020年4月再共同申请签证。后来，他原本计划去巴基斯坦看望妻子，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也关闭了，因此他也不得不取消行程。
在美国政府宣布不会释放新的H-1B或J-1签证后，Ahsan在今年6月决定返回巴基斯坦。他和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谈及，他不想因为只能呆在实验室而毁了他们的项目。他认为他的研究效率和心理健康受到了影响，因为他不确定接下来美国还会宣布什么新的签证限制。他说，新冠肺炎病毒的病例依旧在不断增长，全世界在面对这一疾病上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种情况会让他们的签证程序继续推迟。
Ahsan没想到他6月30日在机场发的一条会“爆炸”，当时他正坐在机场准备飞往巴基斯坦。
他的推文中说：“我正在辞职，特朗普的签证政策正在影响许多人的研究工作，使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到目前为止，Ahsan的这条推文已经收到了大约64000个赞。
他认为后续他将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从事不同的博士后研究。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在网上申请并获得了澳大利亚的永久签证。他们本来打算8月份就飞往澳大利亚，但是受疫情爆发影响航班被取消了。
Ahsan说，目前美国签证情况非常不稳定，各处都很混乱。他建议任何想去美国的国际研究人员在其他地区都有备用计划，如果有研究人员计划和配偶或伴侣一起移居美国，请在同一使馆共同申请签证。
三、 ：考虑所有选择
是一名在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研究阿尔兹海默症的博士研究生。
说，她小时候从摩尔多瓦移居莫斯科。在俄罗斯学习了一年之后，她于2013年到了美国，在普渡大学学习化学工程。2017年，她来到纽约市西奈山的一家医院工作，攻读博士学位，从研究癌症转为研究阿尔兹海默症。
总得来说，使用F-1学生签证在美国度过了8年。早些年，她每年都会回俄罗斯两次，但是过去三年来她一直没回俄罗斯，因为她担心她会被困在俄罗斯因而失去一直以来做的所有工作。
在她所在的群体中，不止有学生还有大量持有签证的移民人员或博士后，他们都因为签证的变动而有不稳定感。幸运的是，他们所在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一直在回答他们的问题，这让他们认为这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与他们是站在一边的。
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感觉到美国的移民问题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以至于他们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无法采取任何措施。长期以来，美国移民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而政府通过限制签证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当第一次看到有关“采用网络授课的留学生将面临失去签证并被驱逐出境”的“新规”时，在一家H-1B签证技术公司工作的丈夫已经开始和她谈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了。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要在美国取得成功到底要做多少工作，以及奉献和牺牲多少。在美国，有大量的人舍弃家人，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使自己重新沉浸于另一种文化或者语言环境中，再次取得成功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她在采访中表示，如果读到文章的读者认识某位留学生，请与他们联系，这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紧迫。即使无法对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让他们了解到目前有很多人正在受签证问题的影响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也非常重要。
建议留学生们探索研究培训的其他选择。在最近这些移民问题解决之前，认为无论如何她都会留在美国。而对于一些想要在一个稳定和欢迎移民的地方养家的群体，她也认为这些群体可以考虑其他的选择。
说这是一段可怕而痛苦的时光，她真的热爱美国，这里让她感觉到自由，但是她现在在这里感觉不到安全和被欢迎。如果现在需要让她问自己：美国现在是最好的选择吗？她的回答会是：“我不知道。”
四、 Azan Virji：消除只有某些移民值得入境的神话
Azan Virji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哈佛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也是F-1 的联合创始人。
Azan Virji
Virji说，他的祖国坦桑尼亚于今年1月份被添加到美国最严格的旅行限制禁令的国家名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坦桑尼亚人也被禁止参加多元化绿卡抽签，绿卡是授予永久居民资格的移民文件。
由于美国政府表示在2020年底前暂停H-1B签证的发放，国际医学院的毕业生无法居住在美国，也就无法协助照料新冠肺炎病毒患者。
他在采访回复中描述了现在的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他对“美国梦”的追求，他很乐意为此发声。
Virji说，作为一个为了摆脱贫困和冲突而来到美国的国际学生，近期美国表达出的不欢迎国际学生的政策改变了他对美国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政策将对国际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2020年3月，Virji成立了F-1 ，这是一个可以帮助留学生申请美国医学院和牙科学校的指导网站。
F-1 除Virji外的另两位联合创始人 Gallo Marin和 都是布朗大学沃伦·阿尔珀特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受益于来自30多个国家的90多位导师。
F-1 发展迅速，但由于前段时间他们都需要处理签证限制带来的一系列事情，因此他们在6月关闭了这个网站，而今这个网站又重新运行起来。
Virji称，留学生们应该知道，在141所美国医学院中，只有49所接受国际学生的申请，其中还有很多学校只接受加拿大公民。
F-1 创建了一个文档，在这个文档中列有接受留学生的31所学校，有关学校经济补助政策的信息以及确认留学生入学信息的地址。
五、Yixin Chen：保持计划的灵活性
Yixin Chen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的一名研究认知和决策的博士生。
Yixin Chen说：“我持有的F-1签证的有效期为5年。而近期联邦政府发布的针对留学生签证的“新规”对我造成了很大打击，在这一政策发布的时候我有一两天都无法工作。”
Yixin Chen称，建立一个多层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给家人打电话，与同事见面，在社交媒体上跟随有发言权的资深国际学者或是加入针对国际学生的聊天小组或组织都可以成为缓解自身压力的方式。至于处理新闻带来的焦虑状况，Yixin Chen认为可以让自己从中短暂地脱离出来。尽管目前这一“新规”已经被取消，但是Yixin Chen自身仍然感觉受到了伤害。
Yixin Chen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不局限于特朗普政府。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反应和处理导致国际学生们重新考虑他们对这一国家的信仰。在美国追求终身任职的职位已经具有风险，甚至获得这样任职职位的机会都非常少。
Yixin Chen说，美国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很大，美国在吸引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人们的能力方面已经放弃了它的独特优势。
Yixin Chen称：“当我2018年首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会留在学术界继续攻读博士后。而现在，我认识的几乎所有的国际学生，包括我自己，都在考虑未来的职业规划。现在，我更倾向于在中国找工作，而不是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后。”
结语：在美国际留学生正在寻找Plan B
《》杂志选取了5位典型的留学生和博士后进行采访，他们分别对自己在美国的经历以及面临现状的方式做了讲述。他们虽然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但是映射了大部分在美国年轻科研工作者的现状。
美国对疫情的处理以及发布的“签证禁令”都让在美国的留学生及科研工作者纷纷丧失对美国的信心，并且为了自身的发展积极寻找“Plan B”。仅从签证禁令的表现来看，特朗普政府或许真的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