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最近火爆的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成了当地人生活中的焦点议题，也顺理成章了成了华人群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几天，笔者的朋友圈被加泰罗尼亚屡屡发生的示威游行刷了屏。朋友之中，站队支持独立者有之，厉声谴责独立分子者有之，事不关己友情转发者亦有之。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加泰罗尼亚闹独立这回事？而这场前途未卜的独立风潮又会给华人群体造成什么影响呢？
加泰罗尼亚独立诉求合理合法吗？
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有其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加泰罗尼亚自身的民族特性和对现行的西班牙财政政策不满相结合造成的结果。独立的理由千千万，但是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却是另外一回事。从合理性来讲，西班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作为组成民族之一的加泰罗尼亚人地位起起伏伏，并一度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打压，给当地人造成了沉重的回忆。但无论如何，加泰罗尼亚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不争的事实，期间发生的事件都应当以内部事务通过协商手段加以解决，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寻求独立建国。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个不同民族或者种族构成的，如果仔细加以研究，加泰罗尼亚人绝不是唯一一个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族。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而国家和地区则只有200多个，如果任何一个民族都以历史原因和民族特性为理由要求独立，那么整个世界的版图都将被改写。如果说历史原因至少还能为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诉求挣得一点同情分的话，经济原因则更难以成为要求独立的理由。虽然西班牙地方政府享有较高的经济自治权，但“自治”并不意味者“独立”，因此地方政府仍然需要遵守中央政府制定的统一财政政策。对于政策分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即使谈判不成，也可以通过其他政治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罕有哪个地方政府以此为理由要求独立的。如果最终证明经济原因成了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最大推动力，那倒真是活久见了。
而从合法性来说，加泰罗尼亚独立诉求和公投行为在西班牙法律框架内属于非法自不待言，只需看看西班牙宪法法院的反应就知道了。而从国际法上来说，也难以找到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依据。加泰罗尼亚独立派曾一度要求行使民族自决权，并将其视为民主权利的一部分。而事实上，正如西班牙宪法法院在公投法通过后就指出的，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权作为一种权利，首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作为历史产物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为了回应当时惨烈的民族压迫，解决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而提出的。为防止这一权利被滥用，联合国相关条约严格规定了其适用范围，而加泰罗尼亚并不属于可以适用的对象。早在2015年，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次采访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强调了联合国对于西班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在缺乏国际法依据而西班牙中央层面又不予授权的情况下，无论要求独立还是组织公投都当然属于违法行为。
今年独立运动和往年有什么不同？
进入九月份以来，加泰罗尼亚局势快速升温。先是围绕着公投法，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宪法法院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和议会严词相向，此后借助9月11日民族日游行，公投的氛围被炒了起来。期间，西班牙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关闭宣传公投的网站和罚没相关宣传材料等措施，试图阻止公投的顺利进行。最近的行动发生在9月20日，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数名加泰罗尼亚政府高官，并搜查了部分和公投相关的政府部门，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在网上甚至曾一度传出西班牙装甲车辆进驻巴塞罗那周边地区，虽然被辟谣，但也显示出了目前局势的紧张程度。
今年的公投对于加泰罗尼亚独立派来说，是不能失去的一次机会。此前一年半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加泰罗尼亚完全独立的人口比例正在逐步下降。他们深知，如果此时再不公投，随着西班牙中央政府政策的逐步调整和西班牙其他地区人口的慢慢迁入，支持独立的人数只会减少，不会增加。除了支持率的不断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2014年的公投已经以流产告终，而此次公投如果再次无法顺利举行，不仅会对独立派自身的信心，也会对独立派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造成很大的打击，使得民众对于公投的把戏逐渐产生习惯乃至厌倦情绪。中国成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他们所不能言明的是，如果公投未能顺利进行或者公投失败，独立派将可能不得不面临法律制裁。这些现在还在鼓动独立的分子，将可能被最终送上法庭，而避免这一结果出现的最好方式就是成功独立。因此，他们摆出了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不遗余力地为公投和独立摇旗呐喊。
而对于西班牙中央政府来说，加泰罗尼亚作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如果一旦强行公投并最终宣布独立，其所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政治上无穷无尽的后续麻烦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虽然加泰罗尼亚享有高度自治权，但中央政府并不是橡皮图章，不能容许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挑战中央权威。西班牙执政者所担心的是，一旦加泰罗尼亚公投顺利进行或者中央政府未能表现出足够强硬的立场，将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同样有独立诉求的地区（特别是巴斯克）就有可能起来效仿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到时候局势就会变得不可收拾。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公投未能顺利进行，而就算最终公投顺利进行且结果是大多数人支持独立，也必须向其他地区展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决心和手段。所以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斗争，因此今年的形势也远比往年更加严峻。
华人该怎么办？
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不仅会对当地人造成影响，也不可避免的会波及到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加泰罗尼亚如果真的独立，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移民以至于教育等政策的调整。一个新的国家诞生，必然会调整其原有的内外政策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潮和华人的应对，从而逐步搭建起一个国家运行所依赖的政策框架。现在我们无法预测独立后的加泰罗尼亚将如何修改其内外政策，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由于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持续打压和自身的政治动荡，加泰罗尼亚整体经济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加泰罗尼亚整体经济状况的下滑，对于这里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华人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从国际层面来说，由于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后加入欧盟和联合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一旦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将立刻陷入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尴尬境地，而这会给包括华人在内的普通民众造成难以预测的影响。
事实上，不管加泰罗尼亚今年能不能通过公投实现独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斗都不会停止。如果公投结果有利于独立派，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将开始进入长时间的对峙和争斗，而即使是公投结果最终不利于独立，独立派也不会轻易缴械投降，他们的生存已经和独立的诉求牢牢的绑在了一起，今后必然会不断掀起风浪。历史上，政治局势的动荡一直是人口和资金流动的重要原因。此前已有报道称，为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不少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迁出加泰罗尼亚。面对可能长期陷于动荡局势的加泰罗尼亚，置身于其中的华人应当早作打算，以将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作者：张超，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 Fabra ）博士
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梅新育：加泰罗尼亚分裂动乱凸显中国政区划分智慧
前言：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公投独立动乱逐步升级，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以70票赞成、10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议案，宣布从西班牙独立，下一步如何演变，值得关注。
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动乱
今年目睹了中印对峙期间的印度大吉岭地区分离主义动乱，目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动乱，再想想苏格兰、科西嘉、意大利北部等一系列欧洲分裂主义策源地，对自己在这篇旧文中提出的“区域制衡”等理论分析的信心进一步提升。
这篇论文最初发表时题为《西式政体、理论“水土不服”的印度案例》，刊发于《学术前沿》（2013-10/上），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马克思主义文摘》2014-1期摘选转载约六成篇幅国外在职学位班，《国际政治》2014-3期全文转载，系摘自当时尚未出版的书稿《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在出版后的书中是第四章“印度政治统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之第六、七两节。
2016年8月31日，观察者网的微信公号“兔子公社”从第七节中摘出第二部分，以“《为了政治斗争和选票，印度精英们为国家埋下了一颗炸弹》”为题刊发，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随后，2016年9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以“《为啥印度不如中国？他们不懂‘把汉中划给陕西’》”为题再度刊发，更是在网上得到了爆炸式传播转载，直到一年之后，中印洞朗对峙期间，瞭望智库等知名微信公号仍然再次转发此文。今天，在这里就贴出这个版本吧。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去购买、阅读全书。
关于这方面问题，已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是《西方政治经济传统的内在危机 ——开放环境下分离主义的根源分析》，《学术前沿》，2015年4月（下）。
还会有思考、写作、修订多年的别的论文陆续问世。
让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自杀行为警示教育中国，让我们避免走错路，打破盲目崇拜西方的精神枷锁。
让西班牙凸显秦皇汉武直至本朝太祖的伟大，让欧洲自我肢解凸显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永久活力。
有幸生于中国国力复兴步入新时代之际，不必去体验我们祖辈曾经体验的那种深刻绝望；但我们是从文景之治迈向昭宣之治开辟盛世，还是昙花一现，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奋斗吧！
2017.10.28
区域制衡还是语言原则？
——印度国内政区划分埋下深远隐患
由于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加之西式政体和民族理论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国内政区划分指导思想深陷误区，给印度国家统一埋下了深远的隐患。本来，一国要想长久保持统一，其国内行政区划分应充分考虑区域制衡原则，即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省、州、邦）企图分离叛乱时，中央政府都能从毗邻地区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实施镇压；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分离后都会在经济上蒙受重创，难以独存。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设人人都是自律的圣人，而必须着眼于使其不能、不敢作恶；一个大国行政区划设置也必须着眼于使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不敢寻求分裂。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拥有独一无二数千年统一传统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之外，关键就在于这方面的制度探索与建设，并与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过上千年思想和实践探索演变，中国各省省界划分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汉中划归陕西而非四川。
就地理而言，汉中被秦岭隔绝在渭河谷地南边，而更加接近四川盆地
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人文风物，汉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与关中平原差异较大，似乎更应该划入四川省。然而，蜀道艰险，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统军平定汉中张鲁，亲身领略了褒斜谷道的艰险之后，几次评价道：“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李白更长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将汉中和四川盆地划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当权者与北方的中央政权分离而割据或对抗，就可以轻易堵塞蜀道，阻击来自北方的军队。自从秦国将巴蜀纳为郡县以来，除蜀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发生企图裂土分疆的叛乱，先后建立过成汉、前蜀、后蜀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据政权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动辄延续数十年。其中，蜀汉历时43年（公元221—263年）；自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十月李特起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李势向晋将桓温投降，成汉政权延续46年；从唐天佑四年（907年）九月王建称帝，到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衍投降，前蜀延续18年；从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正月孟知祥称帝，到宋乾德三年（965年）孟昶向宋军投降，后蜀延续31年。
三国时期局势图
正是鉴于蜀地的历史和现实，李白才发出了深远的感慨忧虑：“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欧阳直公则为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警录》）。将汉中划入陕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用杨洪评价：“汉中，益州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同时，这样的格局又会有效地威慑、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权者潜在的叛乱割据意图。正因为如此，自从汉中划入陕西省后，再未发生过四川地方政府主动挑起叛乱的事情，更不用说形成割据四川数十年的割据政权了。
同样，襄阳划归湖北而非方言习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划归江苏而非方言风俗更相似的山东；明朝时的南直隶在清朝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且安徽省界距离江苏省会南京不远；……都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明朝南直隶
不仅如此，普遍运用区域制衡原则划分国内政区并长期有效实施，还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湖北人、湖南人、江苏人、黑龙江人……，自己有权利也能够在中国国土之内四海为家，形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心理基础。
反观印度，本来已经从英国殖民者手里继承了一套尽量考虑到了区域制衡之道的国内政区划界方案，独立后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而彻底牺牲了上述区域制衡之道。客观说来，英国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为了保证自己这份最大殖民地资产江山稳固，经验丰富、老辣的英国殖民者在划分印度各省和土邦边界时不能不尽量考虑制衡之道，典型如寇松决策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尽管后来在国大党和印度社会压力下取消了这个决定）；这些做法固然出自英国殖民者自身利益，但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国家统一，倘若独立后的印度联邦在确定内部各邦设置与边界划分时能尽量继承这份遗产，践行区域制衡原则，必定有助于巩固印度的长期统一。
然而，还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20年，国大党就将“按语言原则划省”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写入自己的纲领。尽管印度联邦独立初期曾经力图保持英治时期的国内政区划分，但国内政治运动和动乱不久就改变了这一切，今天的印度国内一级政区基本上是按照语言原则划分的，使用同一语言的居民区划入同一个邦，导致印度实控版图内邦的数量从独立时的16个增加到了29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
上图所示“伪阿鲁那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固有的主权领土
即使不考虑这一原则对国内跨地区贸易发展和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不考虑其打乱原有产业布局的经济后果，这样的国内一级政区划分在平时就不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泰米尔纳德人、西孟加拉人、旁遮普人、马哈拉施特拉人，然后才是印度人；一旦国家有事，更会给地方分离主义者提供极大的便利。而这样的局面，在平时也会激励政客们的分离主义动机。三百年来统一的俄罗斯-苏联国家在1991年“八一九”事变后土崩瓦解，其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实难辞其咎；在导致中亚分离和外高加索地区兵连祸结方面，苏联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影响尤为显著。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更是与区域制衡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十足昏招。近年，美欧非政府组织（NGO）和政府机构积极支持按族群重新划分尼泊尔的计划，尼泊尔爱国力量就非常担心这一计划成为现实后会导致该国事实上被肢解，南部完全受印度控制，北部、特别是靠近中国西藏的区域则成为美欧机构横行的半殖民地。
与此同时，印度某些邦体量太大，实际上具备了独立建国的条件，如北方邦人口接近2亿，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潜在问题。
印度独立至今尚未出现分疆裂土的大动乱，但不等于这个国家以后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更不等于它的行政体制经受得起政治大动乱的考验而有效维护国家统一。曾经与美国并列全球超级大国的苏联有着三百年的统一历史，最终却一夕解体，就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南印度四邦建立“达罗毗荼联邦”、[1]旁遮普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国”之类分离主义主张就曾在印度政界登堂入室。虽然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大选中选择代表安得拉邦的席位，而不是在传统根据地北方邦的席位；当上总理后毅然出动枪杆子镇压了锡克人，再赔上自己的生命，平息了这一轮分离主义浪潮，但一批地方政党仍在这一轮风潮中脱颖而出，国大党多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印度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
对印度而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印度统治集团内部眼光远大且满怀国家责任感的精英们认识到了上述风险，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的现实也使得他们无法实施治本之道，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按语言原则划分政区天然比贯彻地区制衡原则更能有效动员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和竞争选票。当初，印度按语言划分邦界是从安得拉邦打开突破口的，此先例一开，印度政府就再也无法遏制按语言原则划分邦界的压力，相关暴力冲突和争端此起彼伏：
1949年，老国大党人波提·斯利马穆卢（Potti ）在马德拉斯泰卢固语地区掀起运动，要求建立泰卢固语安得拉邦。1952年，斯利马穆卢绝食58天后饿死，在泰卢固语地区引发大规模骚乱，尼赫鲁在斯利马穆卢死后第四天被迫宣布设立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
波提·斯利马穆卢
1956年1月，由于孟买邦内操马拉地语的马哈拉施特拉居民不满与古吉拉特语地区继续在一个邦内，孟买市爆发骚乱，骚乱民众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80人被打死，450人受伤，但骚乱仍未平息。3月，政府被迫让步，决定将孟买邦分割为古吉拉特、马哈拉施特拉两个语言邦，随后又在马哈拉施特拉居民压力下决定将原计划作为中央直辖区、5年后再定归属的孟买市划为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结果又在古吉拉特邦引起骚乱。而且，即便如此，争夺孟买市的“赢家”马哈拉施特拉邦与迈索尔之间也仍然为列尔高姆县归属你争我夺。
……
1956—1960年的孟买邦（红线范围内）
按语言划分邦界的最大风险在于，一旦容许较大民族按语言划分邦界形成他们主导的邦，就无法阻止这些邦内较小民族要求援引同一原则从该邦分立出来形成新的邦，甚至独立建国，不管其人口、经济实力是否足以支持单独设邦或建国的庞大上层建筑。如此反复，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土划分必将支离破碎，难乎为继。在印度的实践中，这一连锁反应的风险就暴露无遗。马哈拉施特拉邦设立后，其内部存在的那格-维达尔巴（Nag-）分离主义运动就备受激励；安得拉邦设立后，要求分割该邦新设特仑甘纳邦的运动和暴力冲突随之兴起，其领导人在2009年效仿斯利马穆卢绝食逼迫联邦政府同意正式启动分邦程序；北方、比哈尔等邦内部要求设立新邦的分离主义运动也水涨船高，……一批要求设立新邦的分离主义运动已经修成正果，11.48万平方公里、3500万人口的特仑甘纳邦已于2014年6月从安得拉邦分割设立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梅新育：加泰罗尼亚分裂动乱凸显中国政区划分智慧，但这些主张、要求中不乏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者。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维达尔巴（Nag-）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按语言划分邦界运动蔓延及其冲击一度动摇了尼赫鲁那自认统治印度天命在身的自信，他1958年主动请辞，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在上述事件中，斯利马穆卢之辈未尝不是怀着一种自认为“崇高”的目标，表现出了炽烈的献身精神，问题是这类做法恰恰暴露出他们潜意识中地区认同高于印度国家认同。而且，经过这样的政治斗争，印度政治精英中不会再有多少人愿意触动这个问题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命运，对印度国家统一的上述隐患也就会一直保持下去。
（初稿2011.5.5，初定稿2014.5.30，定稿2015.5.7，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1]有些文献中译为“德拉维达联邦”，不准确。
前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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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重磅！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挑起“民主对抗威权”的舆论战？这些理性声音值得被听到
乌克兰危机升温以来，美国将对俄罗斯舆论战烈度推到最高，一夜之间化身“和平卫士”，给俄罗斯贴牢“原罪”标签，污蔑中国为“同谋”，制造“民主对抗威权”“正义对抗邪恶”的悲情气氛。一时间，不少人陷入批俄狂潮。
然而观察国际局势和热点问题，必须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国际社会远不止美国和他那几只“眼”，国际舆论也不应由所谓西方“主流媒体”垄断。当喧嚣渐散、潮水退去，是时候听听来自各国的客观理性声音了。
一、反思美国和北约的错误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3月12日表示，我们将保持军事中立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因为我们的人民永远忘不了北约曾带给他们的伤害……没有北约，塞尔维亚人民会过得更好。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3月17日表示，如果北约多年来听从警告，（认识到）东扩将导致地区更加不稳定，那么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14年3月16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近期常被援引。他指出，如果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不应该在西方与东方间抉择、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不应该加入北约。西方国家必须明白，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从来不只是一个外国，乌克兰数个世纪以来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2015年9月26日在一节公开课上称，“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他绝对不会纵容美国及其盟友在其领土的西部侵占一大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土地，并将其纳入西方世界的阵营……还记得我们曾对苏联在西半球部署军事力量有多担心吗？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核心精神。你能想到，20年后一个强大的中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结成军事联盟？我们会继续用门罗主义应对中国，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苏联一样……我们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把乌克兰拉拢进西方阵营。”
近日，米尔斯海默又指出，“盛行于美国和西方的传统观点是，俄罗斯对此负有责任，尤其是普京应负责。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很久前就不相信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西方对今天发生的事情负有主要责任。出现目前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约在2006年4月同意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而且我们还执意要将乌克兰纳入北约。我们（西方）实际上在拿着木棍戳熊的眼睛。正如你们所知，如果拿一根木棍戳了熊的眼睛，这头熊可能不会对你们的做法一笑了之，它很可能会反击。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官网刊文指出，既然普京总统的主要诉求是保证北约将不再接纳其他成员，特别是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那么如果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没有扩大联盟，或者如果这一扩张能与在欧洲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结构相协调，显然当前的危机就没有爆发的基础。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北约并非无辜的旁观者。美国关于北约扩张的决策给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大火“添了一块巨大的木头”。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桑托斯3月14日指出，欧洲需要好好审视自身，欧洲的领导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能力解决当前危机。他认为，在华约消失时，北约就该被解散。“在经历了北约对塞尔维亚（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后，我们还能说北约是个防御性组织吗？”
美国专栏作家乔希・哈默3月11日在美国《新闻周刊》刊文指出，“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必须从合理程度上承认中国持续崛起的必然性。在当前乌克兰战争最终结束后，尝试缓和与俄罗斯的长期关系是有益的。
美国独立调查记者本杰明・诺顿近日指出，美国和北约就是想利用乌克兰局势来刺激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从而达到制裁俄罗斯的目的。因此，美国及北约都不想乌克兰危机短时间内尽快结束。新明斯克协议在遵循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签署，但美国及北约却始终没有要求乌克兰严格遵守。
欧洲议会法国议员安德里亚・科塔拉克3月7日表示，不管西方媒体说什么，首先把所有国际法原则扔进纸篓的正是北约成员国自己，正如他们不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意见决定进攻塞尔维亚时一样。
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3月14日在《环球时报》刊文指出，美国正在犯下两个巨大的错误，还大大高估了自己在冷战中获胜的意义。第一个是它真的以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世界，第二是它对待俄罗斯的方式。
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在国际宣言集团会议线上演讲时表示，30年来美国一直在乌克兰复杂的民族矛盾上“火上浇油”，持续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政策。为了防止北约东扩带来的系统性破坏，俄罗斯不得不再一次保卫自身。他还表示，“乌克兰可以在5分钟内结束战争，包括让俄罗斯军队撤出，只要同意：第一，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第二，尊重东乌克兰讲俄语人口的权利。但它拒绝了。任何想要和平的人都应该要求乌克兰履行这些承诺。”
法国《世界报》专栏作家考夫曼、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主任戈马尔等近日撰文指出，乌克兰危机引发深刻变革，打破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成为国际秩序的新转折点。面对乌克兰不断西倾，俄罗斯不再接受冷战结束后强加给它的条件，希望通过一切手段推动乌改弦易辙，并复制美西方通过战争实施政权更迭的模式。德国联邦议院选择党议会党团主席爱丽丝・魏德尔2月27日在联邦议院辩论中表示，西方强硬派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傲慢地否认俄罗斯大国地位，给乌克兰许下加入北约这一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犯下灾难性的历史错误，制裁无法结束，乌克兰战事各方需要的是现实清晰地看待地缘政治，尽最大努力建立超越东西方阵营思维的欧洲安全机制。
西班牙政治分析家马诺洛・莫内雷奥3月11日表示，乌克兰冲突的真正控制权始终在美国手中，而欧洲盟友仅作为北约的组成部分出现。欧洲从来没有对这场危机进行定义，也从来没有评估过它所涉及的危险和巨大的代价。换言之，欧洲的利益始终服从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欧洲战区是次要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郑永年3月18日在接受德主流媒体《时代》周报专访时表示，众所周知，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当年作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应运而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已成过往，北约却保留至今。美相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反恐战争，促使中国也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美是否意欲打造亚洲版“小北约”。让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机制、“五眼联盟”等。这种包围被中方视为威胁，加之拜登还试图激活种种传统盟友机制，也就难怪许多中国人对北约持负面看法，这种疑虑与抵触是客观存在的。
巴基斯坦媒体编辑娜杰玛・米哈斯表示，“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被俄罗斯视为触及红线。”
前尼加拉瓜驻西班牙大使安古斯托・萨莫拉尔表示，美国深知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所以急于招募那些愿意拿出部分预算来弥补美国劣势，且可以在对付俄罗斯的战争中充当炮灰的国家。
联合国高级专家阿尔弗雷德・德扎亚斯近日在接受CGTN专访时称，从国际法角度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但美国和北约多年来的诸多行为其实也违反了国际法，这在国际惯例法里为当下俄罗斯的行为设立了“容许性先例”。
叙利亚学者奥萨马・达努拉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等国设立生物实验室威胁世界安全，且美国一直拒绝履行其关于禁止生物武器扩散的承诺。
朝鲜国际政治研究会研究员李志成撰文指出，美国一直寻求军事霸权，无视俄罗斯对本国安全的合理要求。“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也包括美国的高压态度和独断专行。”
土耳其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专家科尔库特・乌卢詹表示，美国应该将其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公之于众，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也应保持公开。此外必须设立道德委员会。
土耳其巴赫切谢希尔大学安全专家阿卜杜拉・阿加尔表示，美国应使其在乌克兰的实验室尽可能透明，在尚未将世界拖入危险进程之前全面澄清其所有活动细节。
二、批判双重标准和种族主义
欧洲议会爱尔兰籍议员克莱尔・戴利3月7日在议会发言中说，“在战争中，无辜平民的生命被牺牲掉，乌克兰并不是唯一。自从上次全体会议以来，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民被迫逃离家园……但这从没有被提起过……他们（阿富汗人）一定会疑惑，为何自己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么无足轻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还是因为这是来自美国的武器、美国的入侵？还是因为是专制的美国总统决定夺走他们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有战争都是邪恶的，所有受害者都值得被支持。除非赞同这一点，否则我们（欧洲议会）没有任何可信度！”
伊拉克大学新闻系教授穆罕默德・朱布里针对一些西方记者对乌克兰危机报道中的种族偏见指出，在伊拉克、叙利亚等难民问题上，西方经常保持沉默，仿佛这些地方的人民低人一等。
印度资深记者莫汉指出，“种族优越感是西方媒体歧视性报道的根源。”
阿拉伯与中东记者协会主席霍达・奥斯曼指出，电视直播中评论员随意、自发的观点显示出他们的偏见。协会谴责西方媒体认为战乱发生在中东“才算正常”。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表示，非洲国家一直受到西方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非洲人早已厌倦了那些错误、虚假和充满刻板印象的报道。
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德拉米尼表示，新闻记者需要全方位了解其他国家及其民众，而西方媒体常对有色人种抱有偏见。
叙利亚政治学专家穆罕默德・欧马里表示，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对其造成的中东地区人道主义危机视若无睹。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印度记者维贾伊・普拉萨德表示，为何欧美只关心乌克兰人，却对亚非人民的痛苦视而不见？俄罗斯和中国的官方媒体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难以在社交平台上发声。任何反驳华盛顿说法的声音都被认为是胡言乱语，这些边缘声音已很难再吸引到听众。
美国 News记者艾伦・麦克劳德在社交媒体上连载美国故意轰炸医院简报，一连汇总了十五条罪证，直言“请别假装美国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三、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对俄制裁
德国总理朔尔茨3月7日表示，进口俄罗斯能源对欧洲人“至关重要”，禁运会将欧洲能源安全置于危险境地。德方正在加快寻找替代选项，但无法在一夜之间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3月13日表示，我们认为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重磅！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挑起“民主对抗威权”的舆论战？这些理性声音值得被听到，制裁（俄罗斯）不能够解决问题。土耳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希腊国际法专家萨里基亚迪斯表示，西方国家政府不应以俄罗斯人民为敌。哪怕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他们也应尽快结束这些制裁。
西班牙维克大学—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南多・科利3月11日说，从制裁产生的经济后果来看，我们也将成为买单者，我们甚至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贡品”。美国将以超过俄罗斯通过管道供气两倍的价格向我们出售液化天然气来补偿它投入的成本。试图在经济上孤立俄罗斯，就是在分裂全球经济，对俄罗斯的惩罚性行动最终将导致欧洲人的不幸。实际上，美国让我们付出了它想要逃避的代价。
四、对中国立场表示理解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郑永年3月18日在接受德国主流媒体《时代》周报专访时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清晰，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既不随西方起舞，也不对俄罗斯亦步亦趋；既真心忧虑战争，也真切理解俄安全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并非个例，印度莫迪政府也持类似立场。
乌克兰未来研究所政治分析家伊利亚・库萨说，“中国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建设性的。实际上，中国已经就乌克兰局势多次发表声明，表明立场，我认为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问题。据我所知，中国对外贸易的支柱之一便是将他们的产品出口到西方市场，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会打破这一不干预的传统，冒着风险将军事装备或武器运送到俄罗斯。我认为（宣称中国支持俄罗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试图拉帮结派，而中国只因为不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便被描绘成反美、反西方，这一政策由来已久，从去年拜登政府上台时就开始逐渐形成。在这场乌克兰冲突中，我们也能看到美国的首要任务仍是与中国进行全球竞争。美国也构建了一套他们的立场和叙事，在这次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美方仍在构建同样的叙事，他们依旧对中国保持高度聚焦，并时刻算计着如何才能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尼日利亚地缘政治分析师奥维格・埃格古3月10日在美国《外交学者》杂志刊文指出，中国的政策并不新鲜。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这一政策就得到展现免联考在职研究生，例如2007年决定任命特使帮助调解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不久前，对解决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围绕复兴大坝的争端等，中国也是选择参与国际和区域调解进程，而非动用制裁。此类例子让我们知道，中国在呼吁和解、对话的同时避免介入别国内政的考虑。非洲国家见识过中国不干涉政策的界限，自然也了解中国目前对俄乌战事的立场。正如联合国投票表明的那样，许多非洲政府理解中国立场。原因是，不干涉是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奉行的原则。
五、认为欧洲吃亏、美国受益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3月15日表示，一些国家总是想把我们推向前线……中欧地区只是一些大国博弈的“棋盘”，不懂得捍卫自身利益的中欧国家随时都可能像一枚棋子一样被牺牲掉。
德国联邦议院资深议员克劳斯・恩斯特表示，俄乌冲突的源头在北约，欧洲跟着美国蹚浑水只会反噬自身。
土耳其资深媒体人阿克考其表示，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益方。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美国军售逆势增长。2017年至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
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只要保证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可以阻止俄乌爆发战争，但他们偏不这样做。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将因战争赚得盆满钵满。
全球能源分析师汤姆・克洛萨称，“俄罗斯石油对美国并不重要，可对欧洲至关重要。”“我不知道没有了俄罗斯的原油，欧洲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了它，欧洲就凶多吉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