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是复旦大学商科教育创立100周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在2017年学生毕业典礼上说：商科是最美的一个学科，是我心之所往，心之所归。陆雄文教授还说：“与商科研究与教育相伴而行的实践也因人性的缺陷而易陷入伦理的泥潭，其一在于它的功利，其二在于它的狭隘，其三在于它的傲慢。要克服这三者，就要不短视，要着眼于长远而不只顾眼前；不自私，不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谋财害命；不傲慢，不试图用商业力量去影响一切，不因商业成功去掌控一切。”以下是毕业致辞的全文实录：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尊敬的金校长：
亲爱的毕业生们：
尊敬的毕业生家属和亲友们、复二代们：
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又是一年毕业季，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17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MBA、EMBA、MPAcc、DBA项目共1677名同学在复旦完成学业，各赴前程。在此，我谨代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体毕业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向各位毕业生的至爱亲朋们、孩子们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感谢！同时，我也要向金校长亲临主礼表示感谢，对我们合作伙伴的代表，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学术主任Prof. James 、复旦大学-BI挪威商学院MBA项目、BI挪威商学院EMBA学术院长Prof. øgger和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际MBA项目学术主任陆炎辉教授专程来沪参加今天的典礼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
2017年是复旦大学商科教育创立100周年。1917年，复旦创设商科。复旦也由预科制公学升格为本科制大学。复旦商科100周年，我本人有幸亲历和参与了其三分之一的历史，作为学生，我汲取了复旦百年商科的养分；作为教师香港大学 中国商业学院，复旦管院院长毕业致辞：百年商科之美，不短视不自私不傲慢，我见证了复旦百年商科的成长和壮大。这33年来，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在我心目中，商科是最美的一个学科，是我心之所往，心之所归。
商科之美在于其严谨。如同数学、物理等任何一门科学，商科也是由大量逻辑和实证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商科之美在于其丰富。从一开始专注机器生产的组织到今天跨国经营、虚拟组织、创业创新、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战略，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伸展。
商科之美在于其精妙。它基于数学、经济学、心理学，萃取更多其它学科之精髓，融合贯通，整理提升，既解读、指导越益复杂组织的商业世界，又直视商业主体人的内心世界，解读人性与人心。
商科之美在于其柔性。它复杂的知识结构可以不断地重组、再组，从而建立起适应于不同时代、不同场景、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与商业模式。
商科之美在于其自新。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如她般与时俱进，乃至每天她都能从实践中获得灵感，每天都在自省，并寻求创新。
商科之美在于其价值。她的任何应用都在改变、创造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方式与质量。美术、音乐、表演乃至建筑都是有关美的学科，可它们理论的演进是缓慢的，应用的时空也受到限制，唯独商科每时每刻在每一个空间为人们提供着色彩斑斓的生活。
商科之美源于其同商业实践相向而行，大学之门如同一面镜子，商业学科与商业实践立于两侧，相互印证，大学之浩瀚却唯独这一学科有如此魅力。
当然我讲的商业实践是广义的，是基于市场公平交换的一切商品与服务的创造、传递与消费活动的总和，所以商科就是广义的管理学科，它解释、指导、引领商业实践的发展，而商业实践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
人类商业实践的历史要比商业学术研究久远得多。远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就有商人活跃其中，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交易纽带。希腊是西方商业文明的源头，那里独特的地理条件促成了海洋城邦商业文明的兴起，并且孕育了欧洲第一个先进文明-雅典，以及第一个来自欧洲的帝国-马其顿帝国。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充分观察到商业对于当时希腊城邦生活的重要作用，承认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城邦生活的一部分，是“达到城邦自给自足的捷径”。在中国，商业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孕育，但独立、自由的大私商到了春秋后期才出现香港大学 中国商业学院，第一个商业繁荣的高峰期则诞生于汉代。
商业实践对世界物质型态和民族文化格局的实质改变源于工业革命，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世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经济学家德隆（ ）的研究表明：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美国经济学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的研究表明：过去200年中，全球人均日收入提高了10倍，从3美元变为33美元，而且某些国家增加更多，高达30倍，比如美国、日本。对最近200多年来多数人类财富的积聚增长，她称之为“财富大爆炸”。
而中国过去40年的变化，用脱胎换骨、翻天覆地和“财富大爆炸”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从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经过改革开放，创新创造，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的GDP是11万亿美元，紧随在美国的18万亿美元之后，是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全球一些重量级的商业榜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名字，而且排名也越来越靠前。
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崛起，美国在二战后称霸世界，无不是商业成就国际地位的典型样本。如今，中国重归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全球共识的凝练者、领导者也正是基于过去四十年巨大的商业就成及积累的丰厚财富。
然而，商业就像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雅努斯”（Janus），集对立和矛盾于一身。
与商科研究与教育相伴而行的实践也因人性的缺陷而易陷入伦理的泥潭，其一在于它的功利，其二在于它的狭隘，其三在于它的傲慢。要克服这三者，就要不短视，要着眼于长远而不只顾眼前；不自私，不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谋财害命；不傲慢，不试图用商业力量去影响一切，不因商业成功去掌控一切。
毕业生们，商科之美，也在于她总是不断发现人性的弱点，然后不断去反省、去弥补、去规范、去修炼，让人性之美发扬光大，让人性之陋得到约束缩小，这也是过去100年商业实践与商业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
商科之美还在于她的创新创先，与科技进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商业实践，科技成就很大部分会被束之高阁，或成为博物馆的展品，或成为少数精英顾影自怜的道具。没有商业实践，科技创新会缺乏灵感来源，会缺乏有效转化与应用，会缺乏内在价值的充分实现与繁殖增长。从福特公司开创汽车大众消费时代，到亚马逊、阿里巴巴的成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商科之美，还在于她的创先，开风气之先，以勇气和魄力去挑战未知，以智慧和眼光去发掘机遇。1917年，复旦首设商科，成为最早将商科教育纳入民族自强自立的历史叙事之中的大学。以此为开端，复旦商科开始了一系列“敢为天下先”的创举。复旦商科以“灌输近代商业管理与经验，造就适于实用之商业专门人才”为宗旨，广为引进海归教员，多数课程用英文讲授，1927年首招女生，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倡导社会试验，设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校内外均设营业部，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后又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创办商业博物馆。很长一段时间，复旦商科吸引众多青年才俊争相报考，不少由他校转学而来，学生人数一直占全校50%以上，高峰时更达三分之二，成为复旦规模最大、社会影响广泛的学科。
商科之美，更在于不断的突破和超越自我，在否定的基础上重建，在反省的基础上提升，永远保持最充沛的创造活力。1977年，复旦最早恢复了管理教育，将时代的契机化为前进的动力，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已让我们跻身亚洲领先商学院之列，同世界一流商学院广泛交流，对等合作，为中国时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诸如在座各位精英翘楚、商业领袖。
毕业生们，你们毕业于复旦创设商科10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你们是我们过去100年努力奋斗所到达的巅峰的象征，你们是我们今天的作品与骄傲，你们也将同全体教职员工一样承载着去开创未来100年、用思想与实践之成就大书特书商科之美的使命。
对于复旦管理学院而言，我们不仅要通过在国际学术、教育排行榜中的进步来证明我们在全球管理教育界的地位，我们更要探究“中国商业奇迹”背后的缘由与机理，创建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与西方管理思想对接、融合，影响与指导中国与全球商业实践与创新，同时培养更多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中国崛起、贡献全球商业一体化发展的职业经理、企业领袖和学术专家。
毕业生们，商科之美，你们已在复旦亲历与享受，未来100年商科之美，需要靠你们，也靠我们共同去见证、去创造、去贡献。未来100年商业教育研究与商业实践必定给这世界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科技、思想财富，也必定让这世界更加文明进步。你们毕业正当其时！我们期待你们用奋斗的经历、事业的成就、精彩的人生来同我们分享！
祝福大家！
（注：本文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6月25日在2017届复旦管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
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毕业致辞|陆雄文：学士、硕士、博士应做新时代的“士大夫”
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
尊敬的刘书记、杨院长：
亲爱的复旦管理学院的新校友们：
尊敬的毕业生家属和亲友们、“复二代”们：
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又是一年毕业季，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16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MBA、EMBA、MPAcc、DBA项目共1562名同学在复旦完成学业，各赴前程。在此，我谨代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体毕业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各位毕业生的家属、亲友们、孩子们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感谢。同时，我也要向刘书记亲临主礼表示感谢，对我们合作伙伴的代表，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学术主任Prof. James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项目高级执行主任Mr. David 和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际MBA项目学术主任陆炎辉教授专程来沪参加今天的典礼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
近一个月来，即将毕业的同学或身穿毕业袍、或身穿校名T恤，在校园里、在我们国顺院区里留下纪念的倩影，兴奋、信心和期待毫不掩饰地写在笑脸上。我知道，你们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或成为学术大咖，或成为行业翘楚，具体目标、路径虽各有不同，却值得你们挥洒青春，努力追求。在此，今天我代表你们的老师以及我本人，也来谈谈我们对你们的期许，其实这个期许已经印在了你们的毕业证书上。
我期许，我们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不管你获得的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你们都能够继承中国知识分子“士”的优良传统，在个人功名、家族传承之外，以自己的专业才华、风骨、情怀和使命担当，致力于这个社会的繁荣与文明进步。
中国的大学从晚清开始，至今不过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你们学位证书上的三个等级称谓，学士、硕士、博士，起源却要比中国的大学早得多。“学士”这个称谓早在周代就有了，最早是指在学校中学习的莘莘学子，从魏晋以后就成了文人学者的荣衔；硕士的说法则起源于五代，指那些在民间有才学、有德行、又有威望的人士；博士的起源也很早，从战国时代开始，“博士”就是一种官职，只有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才能担任这个职位。
当代大学以学士、硕士、博士来设计高等教育与学术训练的三个层次。人类知识积累和科学发展到今天，一般而言，没有经过大学的学习，很难成为知识分子。“士”就是知识分子，你们毕业了，你们要成为怎样的“士”呢？
从历史角度来看，士有谋生之士，有官宦之士，也有大夫（士大夫）之士。
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中担任谋臣的人。他们虽然谋事，却主要是为了谋生。其中虽然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却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帮助主人做事情。这种士，是家臣，甚至是奴才。
西汉以后，尤其科举兴起后，“士”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士的主体是为官从政的官宦之士。他们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求得功名，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制订和遵从规则，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其中虽然也不乏“胸怀天下”者，然他们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是维护皇权体制。有些官宦为求私利，贪腐作乱，倒行逆施，成为奸臣与历史罪人。
第三种士，就是士大夫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始终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士。孔子将“士”和“君子”连在一起，称其为“士君子”，他还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说，除了担任职位以外，还需具备道德修养。孔子又说：“士尚志”，意为有心的士就是有“志向”。荀子也说过 “士从道不从君”，士要跟随道的规范，而不是遵从君主的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士”，被赋予了为社会建立道德标杆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士不仅是知识分子，以专业立身，还要有气节和风骨，有独立人格和理性判断，并有担当，服务国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每个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批才识卓越、风骨傲然的士大夫活跃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谋臣策士，他们周游列国，心怀天下与民生，用不同的方式传播、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中国第一个文化轴心时代。又比如，在中国北宋时期，中国民间经济和文化教育繁荣活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先世界。一批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也应运而生，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不但政治才华和文学素养出众，更有挑战皇权，向皇帝要求平等的风骨和担当。在他们眼里，皇帝也不过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足不出户的“宅男”，见识和执政能力有限，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只放在这样一个人手中，并不保险，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迭为宾主”、与统治者轮流做主人、“同治天下”。
过去十一天，我奔波于巴黎、台北、旧金山、华盛顿特区，见了许多海外的“士”，有官员、有企业家、当然也有院长、教授，还有我们的校友，他们都很关心中国大陆的形势，问了我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
一、中国还会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道路上吗？
二、中国的经济还会可持续地增长吗？
三、中国的管理教育还会发展吗？
对第三个问题，我自然是有资格回答的。我借用伟人的一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判断还是基于前两个问题的正向假设。毕业生同学们，你们能否帮助我回答前面两个问题呢？你们将对此做出怎样的行动回应呢？
西方知识分子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的“士大夫”精神演义恰好也是殊途同归。西方文化史上，有“静观的人生（vita ）”和“行动的人生（vita ）”之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大多过着“静观的人生”。他们追求绝对的理性和永恒的真理，很少对现实世界的生活感兴趣。就像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对现实始终抱着一种疏离、反思的态度。
但是在经过近代“启蒙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介入了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十八世纪以来，他们参与民众的教化，对政治体制提出改革思想，不再只是枯坐在书斋中“解释世界”，而是将自己的知识和理想付诸行动，也就是“行动的人生”。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和改革的例子比比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现代知识体系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是不可能达成的。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西方从蒙昧走向现代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到了近代也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大批继承了“士大夫”流风余韵的知识分子，左手“救亡”，右手“启蒙”，把民族生死存亡、现代价值启蒙的责任系于一身，致力于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孙中山、毛泽东、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
不管是西方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的士，发挥作用和扮演角色需要适应于其生存的土壤，以回应于所面临的时代和世界格局。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面临三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是蒙昧时代。当时科学并不发达，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匮乏的、扭曲的。知识分子努力去发现、探究、追寻真理，并传播知识，启迪民众，却要承负极大的风险，甚至最终被蒙昧的政权或专制的教会所扼杀，像苏格拉底、哥白尼、布鲁诺。
第二种情境是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立身，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而遭排斥与打压。在中国，有“焚书坑儒”；在国外，也曾有前苏联和拉美对知识分子的隔离与封杀。
第三种情境是昌明时代。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知识分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思想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之中，甚至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公共治理的意见，议政参政。当然，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通过交流、对话、分享、竞争、融合免联考在职研究生，来凝聚共识，提炼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
今天，世界站在十字路口。昨天英国公投脱欧，欧洲尤其是英国将经历一番难以预测的博弈、挣扎和动荡；美国也将产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总统或口无遮拦、充满争议的富豪总统；中东IS的恐怖势力还没得到有效遏制；南海仍会成为国际冲突的潜在风险。
中国也站在十字路口。经济下行何时可以见底？廉政风暴能否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的目标能否得到坚持，并以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来支持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私人资本何时可以重新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当今中国亟待重启改革。而改革重启需要三个方面配合。
第一层面，也就是最高层面需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意志，或者是说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的意志。如果要为全体中国人谋取更大的福祉，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幸福，那么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必须以市场经济为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今天我们重启改革，需要的是国家意志。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邓小平同志复出，清理两个凡是，主张实事求是，启动改革开放，那是一种国家意志。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再次启动改革开放，那也是国家意志。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策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太多的利益纠缠无法厘清与计算，面对未来，是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最后的拍板也是国家意志。
第二个层面，需要的是整体化系统设计。现在不同的政策是矛盾的，有些部门不愿意冒险，有谨慎也有怠政，有些部门愿意积极推进，但是又没有配套支持，导致不少改革遭受挫折。到了今天，改革不能只有顶层的概念设计就可仓促启动，也不能“边设计边施工”，而需要系统设计，把“主要的结构”搞清楚，再寻找局部突破的逻辑，然后才可全面铺开。
第三层面，真正的创新动力和变革力量，不能忽视民间。各位同学毕业后，是散落在民间的菁英，你们既需要顺势而为，也不能消极等待，不能总是在抱怨与观望中消耗青春、迷失人生。还是要以前瞻的思维去推动改革的重启，并与之呼应，在你们所在的组织和行业里，推动创新与突破。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今天是一个重视知识、崇尚科学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劳动者已成为劳动阶层的一部分。知识不仅是自身命运改变的法器，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希望你们毕业以后，不要做“谋生之士”、“官宦之士”，而是要做“大夫之士”，以“士大夫”的专业、风骨和家国情怀，投入到又一场伟大的变革事业中，振兴经济、重建道德，把国家引向现代化治理的昌盛而又文明的新时代。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值得我们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的知识分子所体悟、所追求。我们不仅要去回应当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情境，我们也要积极以“行动的人生”来回应当下知识分子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500多年前，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欧洲开始了手工业革命。那个时候，刚刚笃信了新教、雇佣了第一批工人的欧洲企业主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资本主义这种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的经济制度的开创者。更不会想到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毕业致辞|陆雄文：学士、硕士、博士应做新时代的“士大夫”，数百年来有数不清的学者们为他们著书立说，聚讼不休。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愿望和动力绝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个变革时期。数十年后，也许在座的各位同学也会成为中华伟大复兴历史的主角。
我希望你们被记住、被传播的，不仅仅是代表个人财富净值的一串串数字，也不只是你的上市公司起起伏伏的股价曲线。我更希望看到你们，各位学士、硕士、博士，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引领、去影响、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动向，成为新的价值世界的开创者，新的文明社会的教育者、新的昌明世界的领导者，承上启下，成为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我也赤诚地期待在管理学院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相扶相持、携手并进，共创这个国家美好的明天。
祝福你们！谢谢！
（本文系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在2016届本硕博联合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略有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刘宁荣教授开学典礼致辞
齐鲁晚报12月15日讯：香港大学在1911年成立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发展，成为全世界认可的一所知名大学，在全球的排名一直位于前列，这当然与其本身的科研和教学有相当大的关联。任何一所大学要站稳在全球的地位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科研和教学。现在香港大学的发展，跟纽约大学、伦敦大学这些全球知名大学一样，它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支柱，那就是终身学习。
香港大学SPACE学院，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60年走过的日子，比香港其他大学的历史都要长。60年间，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香港培养了250多万人才。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可能跟大家曾经想象中的内地的继续教育学院有所不同。香港大学的很多科目，是在香港大学SPACE学院诞生的。在香港大学开设MBA等管理课程之前，我们就有一个课程叫做 in ，开创了香港本土历史上管理教育之先河。那时，香港大学SPACE还叫做校外课程部，直至90年代才更名为HKU SPACE。
法学院也是诞生于SPACE学院的一所学院，是SPACE开始了香港最初的法律教育，最终演变成为今天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香港大学的中医学院也是诞生在我们这里。所以香港大学的很多课程，都是因为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SPACE）完成并且成熟之后海外在职学位总裁班，逐渐演变成一个院系。SPACE学院是香港大学很多课程的开发者、探索者。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必须比其他学院要更早一点认识到市场的需求，把课程研发设计出来。
所以，香港大学SPACE学院与业界的关系、与社会的关联，就必须非常紧密，这也是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60多年里能够不断发展的原因。香港大学SPACE学院，也是亚洲第一所由校外课程开始，演变为专业的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今天，香港大学SPACE学院与30多个世界知名大学都有着紧密合作，为我们这样悠久的历史添上了绚丽的一笔。
当然在香港大学最年轻的一所学术单位，可能就是我们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这个学院刚刚走完了6年的历史，时间非常短。从北京开始到上海、深圳、成都，我们已有4个教学中心，此外我们还有联合创办的广州教学中心。短短的6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了8000多位校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如此好的发展，我们要感谢所有校友对我们的信任。同时我们在创办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的时候，有清楚的使命，那就是：在中国内地3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刘宁荣教授开学典礼致辞，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前35年的目标，毫无疑义，就是摆脱贫困，变成世界工厂。未来35年，中国必须变成一个世界创新中心。世界创新中心离不开人才，离不开各位。如果没有人才，我们就不可能在创新上有所突破。这就是我们的理念和使命：我们希望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可以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还有一个愿景，就是打造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作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仅仅是没有校墙；在我们学习的方法、方式和沟通当中，更可以打破我们大家心里的界限和隔阂；使我们能够同心同德、一起努力，创立一所不仅在专业深度上超越其他商业学院，而且学院上下大家可以同心、同理、同行。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人本教育。如果你问我是什么原因使得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在过去的6年中有小小的成就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包括老师、同学在内所拥有的热情。我们的热情就在于我们想要做出改变，改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从教育来讲，我们不仅要教“术”还要教“道”。教育有什么样的使命？我觉得第一个叫做。何为？就是教育能够提供给大家向上移动的能力。给弱势群体或者底层群体最后一个向上的台阶。如果这个台阶被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就被抹杀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就凝滞了，底层的百姓也就没有希望了。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增加农村孩子在达到分数线后进入211高校的机会，使很多弱势群体也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家办，这些人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和来自北京、上海的同学竞争。教育的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大部分国家，收入越不平等、人群向上的流动性就会越少，最终扼杀社会创新。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等就是典型。而中国也并不能骄傲，因为我们的收入是悬殊的。而在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流动较大的国家，包括丹麦、挪威以及芬兰等，人群向上的流动非常大。人群流动性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为什么硅谷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这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
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美国读书吗？在2014到2015学年，中国在美国高校读书的人已经达到了30万。他们为美国贡献了100亿美元的收入，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2014至2015年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收入是300亿美元，而中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一。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反思。中国的教育到目前为止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教育要使一个人有独立思维的能力。如果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就不可能获得创新的能力，也不可能有向上行走的能力。
去年我到过以色列，它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创业国度。以色列每年出口当中，Hi-以及生命科学相关的行业占50%。以色列的创新成就也是因为大量的外来移民。不要以为以色列只是一个犹太国家，冷战后很多东欧的前苏联移民来到以色列，他们帮助奠定了今天以色列创业创新的基础。
香港曾经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它曾经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人才，使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然而今天的香港开始排外了，于是它进入了死水一般的状态。上海也是一样。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好、最美、最强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吸纳了全世界的移民。它接纳了像哈同这样的犹太人，也接纳了苏北贫穷的百姓，这样上海才会有那么好的发展。曾经一度，上海关上了大门，变得黯然失色。今天的上海又恢复了繁华，再现昔日的美好景象。因为现在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你可以在那里见到来自各国的人士，也会见到许多新上海人。这使得上海重新成为了一个有蓬勃生命力的城市。
在学术界，教育能否提供向上的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来自剑桥大学的一份最新研究调查取样3万个50、60、70、80四个年代的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五、六十年代的英国人通过教育而向上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即使生活和教育水平超过以前，也呈减弱的趋势。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曾经是英国最辉煌的时期。其实过去的35年，也是中国人向上发展非常快的一个时期。这是由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教育体制改革，高考的恢复，使得很多人获得教育机会。许多年轻一代的父辈，稍微年长一些的这代人就因此赶上了机会。
然而中国的今天和美国一样，面临贫富悬殊的问题。美国政商名流的子女可以比别人更有优势进入最顶级的学校。美国的大学还有这样的政策，如果你的父母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你将会被优先录取。例如小布什可以去耶鲁大学学习并不是因为他成绩好，而是因为他父亲毕业于耶鲁大学。小布什曾开玩笑说，成绩是C的学生可以做总统，而成绩是A的学生只可以做副总统。
贫富悬殊，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今天香港GDP的35%控制在十大富豪手中，这样的贫富悬殊造成今天香港的社会困局。香港的弱势群体暂时还有得到教育的机会，因为香港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免费的。加上香港的公屋制度，使得香港的社会矛盾还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连这些福利都没有了，香港的矛盾就更难以控制了。
即便有不同的研究表明，今天我们通过教育向上移动的机会比以前少了，我们仍然相信机会存在。在今后35年，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如果你们可以获得跟别人不一样的专业知识的话，你们向上的机会就一定会比别人多，因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如果说在课堂里面最需要培养学生的是独立思维能力的话，我们更需要强调 ——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并不是政治课说教，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魏则西事件让我们揪心。从这样一个大学生的死亡引发的公众对在中国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商业的运作方式的质疑，这些方式原来是极其不道德的。在这一悲剧之后有人对比百度与谷歌。这两个企业之间的不同是否代表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如果是的话，中国的软势力、竞争力、影响力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且是a long way to go。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风口浪尖上的百度，作为一名企业家，或许你应该去想一想，是否可以宁愿损失和 share，而去履行一个企业应当肩负的责任。 在我们商业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如韩愈所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失道，中国发展堪忧，中国企业家堪忧。
这种情况不只在中国。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多少人倾家当产，但只有一个高管被判入狱，其他始作俑者都安然无恙、自由自在。所以企业缺乏商业道德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也一样。安然当年倒下的原因是什么？在安然工作的最优秀的员工都是美国顶尖的MBA毕业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和，他们忘记了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所以安然是被这样一群美国最优秀的MBA学员推倒的。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的话，教育不仅仅要大家有独立思维的能力，教育还必须让大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如果缺乏了这个使命感，教育就失去了意义。
教育今天面临着跟以往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曾有一个中国教育产业资本相关的一个论坛。其中提及，“中国的教育产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春天，教育投资的黄金时刻来到了，这是千亿级的一个教育市场。”听完这个我很揪心。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里面其实已经走过不少弯路，今天还有这样一群投资者，或者这样一群所谓的教育从业者，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这使我更担心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教育从来不是为了。如果有人仍然想用这个教育来获取的话，他应该离开教育这个行业。
我想强调教育不是为了。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教育的初衷。在清末民初有很多创办教育的实业家。我们来自江苏的朋友们都知道，南通有一位著名的实业家，曾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现代纺织之父，张謇。他创办了多少学校？他创办学校不是为了投资回报，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东南大学等等，都是他独立或合作创办的。这是南边的大学。北边还有一家，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创始人是谁？张伯苓先生。张先生也一样，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去创办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清末民初的中国实业家是怎么看待教育的投资？而今天我们的实业家又是怎么看教育投资？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The Who Wasn’t：How Chuck Made and Gave Away a ”（繁体译本：《亿万富翁不再》），讲的是旧金山有一位叫Chuck 的先生。他的资产达80亿美元，而他在2016年以前已经投入40亿给很多大学，不计任何回报，连名字都不留。2016年底他又把他剩下的所有财产捐献。他没有留钱给自己的孩子们，而且他和太太住在旧金山一所非常简陋的公寓里面。这样的一个人，捐了80多亿美元给教育。我认为他比比尔盖茨还伟大，像他这样的人很少。洛克菲勒曾经是美国出名的铁公鸡，然而他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于是他做了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在每天上班路上要拿出一块钱给乞丐，因为曼哈顿那个时候很多乞丐。还有就是投资办教育。创办了斯坦福大学的利兰·斯坦福，他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19世纪排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我们不可否认他的贡献。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这么多的竞争，但是教育绝对不能为了。教育必须是为了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改变，不仅通过教育改变学员的，我们做教育的人也要改变自己。在座的朋友，你们来到香港大学的时候，要思考如何改变以前的学习方式。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我们所倡导的是自我对学习的责任。
这个自我责任非常重要。很多人走进教室的时候，永远都认为学习是老师的责任。我学得不好是老师的责任，我听不懂是老师的责任，内容太浅是老师的责任，太深也是老师的责任——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方针。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我们鼓励与提倡的是互动学习。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需要大家的投入——不只是坐在这里听，而且要思考，要事先研究，只有改变我们才能成长。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Dweck写了本书谈到 and fixed 。Fixed 批评了一种心态：变化永远是别人应该做的，我不想有任何变化。 就是面临不同的环境会不断变化，不断进步，所以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说，“ is a to your mind。”
我希望大家来到香港大学可以让你的生活、生命变得更加精彩。希望大家在香港大学有一个不寻常的学习旅程。
刘教授简介
刘宁荣 教授
Prof.LIU, N.R.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总监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与媒体人。他专注战略发展、品牌管理、和营销传播。近年来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教育营销和创新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教育、营销等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学术专著。他是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期刊”（ of ），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刋”（ of and ）的评审人。他还经常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中国发展的议题发表演讲。
他现担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推动创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ICB）并出任创院总监，以及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并担任创院总监，以创新型专业商管学院为定位，培育专业高管人才。他提倡创新教学和主动学习，强调教与学的4P模式：专业（）、前瞻（）、实用（）、实效（-），并在专业与高管教育中引进人本教育。
他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总监之前，他在美国任职营销和传媒顾问公司，在纽约与华盛顿两地从事企业形象与品牌咨询。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过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领袖，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
他曾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曾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