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正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的逮捕令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国家纷纷对其决定表示谴责，美国总统拜登更是称申请逮捕令的决定“令人愤慨”。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外交部的表态使它在西方国家中显得较为特殊。当地时间5月20日，法国外交部称，法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独立性，支持在任何情况下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有美媒分析指出，这一表态标志着法国与其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立场出现重大分歧。
“与西方盟友出现重大分歧”
当地时间5月21日，法国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和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共同在巴黎出席了一场纪念法以建交75周年的活动。
在活动中，卡茨直接向塞茹尔内喊话，要求他“大声而明确地宣布，无论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如何，检察官的决定对你和法国政府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并补充道，这正是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做的事，这也是以色列对法国政府的期望。
卡茨所指的是前一天，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发表声明称，他正在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请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两名以政府高官和三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的逮捕令。
资料图：法国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图/IC photo
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都发声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这一申请的同时，法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声明，与他们的立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法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独立性，支持在任何情况下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法国外交部指出，就以色列而言，将由法院的预审分庭审查检察官提出的支持其指控的证据后，再决定是否签发这些逮捕令。
声明中还写道，法国数月来一直对必须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发出警告，“尤其是在加沙地带，那里的平民伤亡人数之多令人无法接受，人道主义援助也缺乏”。
法国外交部的表态明显与以色列其他西方盟友不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法国是少数愿意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立场的西方国家之一，这一声明标志着法国与其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立场出现重大分歧。
“眼下出现分歧并不奇怪。”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对新京报记者指出，原本在欧洲内部针对这轮巴以冲突就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哈马斯的突袭，将其定义为恐怖袭击，另一派更加看重巴以问题数十年的复杂纠葛。随着冲突持续，加沙地带出现大量伤亡。虽然法国在一段时间里经历了政策摇摆，但现在以法国为代表的一派逐渐占据多数，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终出路，从道义上来说，也应该更多支持弱势一方，即巴勒斯坦。
另外，就法院机构本身而言，崔洪建补充道，国际刑事法院最早就是欧洲国家极力促成的，主要体现的是欧洲国家的价值观，坚持人道主义，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态度上一贯也较为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此问题上就有较大分歧。
或许是出于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在发出声明后的第二天，法国外交部的态度有了微妙的调整。塞茹尔内开始强调，哈马斯是发动2023年10月7日突袭的恐怖组织，而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进行一场并非由自己发动的战争时，必须遵守国际法。
马克龙曾因亲以立场遭批
在这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初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讲话，声称与以色列“毫无保留团结一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指出，他立即因过于亲以色列的立场遭到批评，被指责打破了法国的传统立场。从历史经验上看，相对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法国更容易接受阿拉伯国家的关切。
当时大约有12名法国驻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大使签署了一份联合备忘录，表达了对马克龙在巴以冲突立场上的不安。法国《费加罗报》形容这是“法国在阿拉伯世界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姿态”。
“马克龙的政策让法国外交政策‘难以辨认’。”法国驻伊拉克和突尼斯前特使伊夫·奥宾·德拉·梅苏齐埃指出，从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到希拉克执政期间，几十年来，巴以问题一直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资料图：法国总统马克龙。图/IC photo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等。随后，法国戴高乐政府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待到希拉克执政时期，他还主张呼吁承认巴勒斯坦国。
有分析称，然而在过去20年里，法国外交政策慢慢偏离了过去的既定原则，虽然没有放弃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但其确实“褪色”了。在这段时间里，几任总统都在靠近以色列。
据法新社报道，有部分声音担心，法国已经失去了寻求以平衡方式解决巴以冲突的形象。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认为，法国与美国结盟，几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不过，崔洪建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事实上，法国并不是完全亲以色列的立场，只是在巴以问题上保持‘动态平衡’，即会实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对巴以问题发挥影响。”
法国调整立场或与国内局势有关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开始后，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空袭并推进地面行动，马克龙又开始试图平衡局面，呼吁停火，并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援助。一名法国外交官表示，就此来看，马克龙回归了法国在巴以冲突上传统的“平衡”立场，既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权，同时也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联系。
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法国除空投物资给加沙地带外，还部署了直升机航母改造成的医疗船，治疗撤离到埃及的受伤的巴勒斯坦人。美国与埃及、卡塔尔以及以色列官员还曾在巴黎举行过秘密会议，讨论停火和释放人质的问题。几名法国官员匿名表示，这证明法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法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调整或与国内局势有关。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法国有近50万犹太人口法国尼斯大学申请，观察 | 围绕巴以冲突，法国开始远离其西方盟友，是欧洲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该国也是欧洲穆斯林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500万穆斯林。
巴以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也会越大。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指出，法国有着庞大而严重分裂的穆斯林和犹太社群，法国社会像是一个紧张局势的火药桶，过去几个月里，马克龙几乎每周都在试图维持国内的和平局势。
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在这一轮巴以冲突开始的5个月里，法国的反犹太袭击增加了1000%。“每一次巴以紧张局势升级，法国的反犹太事件就会增加。”研究人员马克·赫克说。
法国穆斯林群体的生活同样受到困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66%的法国穆斯林表示感到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歧视。智库“Terra Nova”研究员哈基姆·埃尔·卡鲁伊指出，很明显，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人们都很害怕。
除社群矛盾外，法国政坛也变得更加极化。法国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森特·马蒂尼指出，法国正在出现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右翼和极右翼更加亲以色列法国尼斯大学申请，尤其是由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举被视为与其反犹太历史保持距离，而左翼更加亲巴勒斯坦。
中东媒体分析称，法国境内“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同时增长，巴以冲突的持续加剧了法国内部局势的紧张。因此，马克龙现在被迫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激怒穆斯林，又不疏远犹太社区，以避免加剧内部两极分化，同时努力恢复法国失去的影响力。
即便法国想要在巴以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其发挥的作用始终有限。崔洪建指出，目前的主要前台角色是美国，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实际上限制了法国乃至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眼下法国将自己的立场调整为：在道义上维护人道主义准则，倾向于支持弱势一方，在行动上力促和谈，尽早停止冲突。从法国的利益看，马克龙并不希望巴以冲突进一步影响欧洲内部安全和经贸活动。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编辑 张磊 校对 张彦君
法国尼斯大学好不好，为什么经济情况不好时，人们反而选择学习？
为什么在失业率上升的时候，去上大学更划算？怎么在开车赶时间的同时，避免因为超速被罚款？世界上熨衣服熨得最好的人，为什么还要花钱请人熨衣服？
生活中看起来违背常识的问题，其实很多都能从经济学中得到解答。经济学家泰勒·考恩通过几个短小有趣的故事，总结了经济学界公认的七大理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济学是如何理解人类行为、推动社会进步的。
作者 | 泰勒·考恩
来源 | 经济学原理
你会如何改善航运条件
在过去，囚犯们也许会因为坏血病、伤寒发热和感染天花而死于非命，但是，没有什么比糟糕的激励更能令他们丧命。
1787年，英国政府曾经雇用一些船长把一些被判了重刑的罪犯航运到澳大利亚。航运船只上的条件简直恶劣得令人恐怖，有人甚至说这些船上的条件比贩卖奴隶的船还要糟糕。
有一次在航运过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犯人都死了，其余的人到达时也都是精疲力竭，饥饿难忍，疾病缠身。一名大副在评论这些罪犯时残酷地说：
「就让这些死鬼们下地狱吧，反正运送他们的酬金老板已经拿到了。」
英国公众对这些罪犯也没有多少好感，但问题在于，这些罪犯们并没有被判处死刑。于是，新闻报纸发表社论要求改善航运条件，宗教人士呼吁船长们应该有人道主义精神，立法委员们通过了立法，要求改善航运过程中的食物和饮水、光线和空气，以及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
然而，即使这样，死亡率仍然一直高得惊人。直到有位经济学家给出新的建议之前，任何措施都没有见效过。你能想象得出这位经济学家给出的是什么建议吗?
他建议，不应该在大不列颠上船时就为所有的囚犯都付清费用，而应该在到达澳大利亚时，为那些能离开船只的囚犯们向船长们支付运费。
1793年，当新的措施付诸实施后，存活率立即跃升为 99％。一位精明的观察者如此评价这一事件：
「经济战胜了情感和仁爱。」
这一航运囚犯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经济学的重大启示：激励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以下一系列的理念，都是经济学对于人类理解力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基础性的贡献。这些贡献被我们称为大理念。
01
激励很重要
如果在囚犯上船时，就已经向船长们支付完了费用，船长们是很少有激励来善待囚犯的。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能激励虐待囚犯。例如，有些船长不为囚犯供给必需品，他们把囚犯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在到达澳大利亚后卖掉这些食品，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但是，如果只有当囚犯能活着达到目的地时，船长们才被支付运费，对船长们的激励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船长们能从囚犯的死亡中获利。但现在，激励体制「确保对每一位死亡的可怜人，都至少有一位忠诚的忏悔者」。
谁会忠诚地忏悔呢？船长们！至少他们会真诚地忏悔自己少赚到的钱——如果这些可怜的人还活着，船长才能得到这笔钱。
激励无处不在。在美国，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走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会摆满了新西兰的奇异果、印度的大米、智利的葡萄酒。我们每天都依赖其他人为我们提供食品、衣服和住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呢？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解释到:
「我们能期待的宴餐，并不是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商的仁慈，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
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私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喜爱我们的伴侣和孩子。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按照一种可预测的方式来对待各种激励。名望、权力、声誉、欲望和爱好，这一切都是重要的激励。经济学家认为，甚至连仁慈也是对激励的一种反应。
例如，在经济学家看来，慈善机构为其捐赠者的名誉做宣传是毫不奇怪的。是有些人在匿名捐助，但是，在你们的校园里面，有多少建筑物是被命名为「无名氏大楼」的呢？
02
好的制度能让
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船运囚犯故事中隐含的第二个启示是：当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时，我们能得到好的结果；但是，一旦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有时会出现一些残酷而又极不人道的结果。
为每一位走下甲板的囚犯向船长们支付报酬，这就是一种好的支付制度。因为它建立的激励机制能够引导船长们采取正当行为法国尼斯大学好不好，为什么经济情况不好时，人们反而选择学习？，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所有的囚犯，为了给他们支付报酬的政府。
经济学中最不寻常的发现就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市场能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超市储存有来自全世界的商品，是因为市场在引导和协调成千上万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
农夫在早晨5点醒来就去照看他们的庄稼，卡车司机把货物运往超市交货，业主冒着投资风险来建造超市——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努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达成你我的利益。
亚当·斯密曾经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手法说到：如果市场运行良好，追求自我利益的人们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们。
「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是说，至少在某些时候，「贪婪就是美德」这一理念是经济科学中最惊人的发现之一。而几百年之后，这一发现却经常被人忽视。
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能够产生一种并非大家刻意为之的结果，但它却是一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
03
利弊权衡无处不在：机会成本
2004年9月，当默克公司宣布从市场上撤销关节炎药时，万络关节炎药的使用者变得愤怒起来。同时，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万络关节炎药可能会导致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万络药品已经上市了5年，其间有上百万人使用过这种药品。患者对默克公司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 FDA）非常不满。
FDA的职责是确保新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是怎么让万络关节炎药进入市场的？很多民众要求，为了确保药品的安全性更好，需要再加强药品的安检措施。不过，经济学家担心的却是，被批准的药品可能会安全过头了。
安全过头？怎么可能会安全过头呢？是的，因为利弊权衡无处不在。
研究、开发和测试一种新药品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平均来说，需要12年的时间和9亿美元的费用，才能把一种新的药品推向市场。更多的检测意味着被批准的药品将具有更少的副作用，但是，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也必须考虑：药品的滞后和药品的缺失。
药品检测需要时间，因此，更多次的检测就意味着好的药品会被延期上市，就像差的药品被延期那样。平均来说，新药品总比原有的药品疗效更好。因此，新药上市花费的时间越长，可能就有越多的人会受到损失。
因为如果新药品被早点批准上市的话，这些人就能够从新药品的治疗中受益。一个人可能会由于不安全的药品被批准使用而死亡，一个人同样也可能由于一种安全药品还没有被批准使用而死亡。这就是药品的滞后。
药品检测不仅需要时间，它也耗费成本。检测成本越高，新药品就会越少。检测成本是每一种潜在药品都必须跨越的障碍，只要这种潜在药品希望被开发出来。
高成本意味着高障碍，这会导致新药品出现得更少，从而被挽救的生命也会更少。一个人可能会由于一种安全药品从来没有被开发使用而死亡。这就是药品的缺失。
因此，社会面对的是一种利弊权衡。更多的检测意味着（最终）被批准的药品会更安全，但是，它同样也意味着更多的药品滞后和更多的药品缺失。在考虑FDA的政策时，如果我们希望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就需要同时兼顾到这两个方面的平衡。
抉择同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密切相关——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
每一项选择都涉及到成本和收益。一项选择的机会成本就是在进行该项选择过程中丧失的其他机会的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上大学的选择吧。
上大学的成本是什么呢？首先，你可能会这样计算成本：学费加上书本费，再加上住宿费，它们一起也许是一年15000美元。但是，这并不是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你由于上大学而损失的机会是什么呢?
你因为上大学而损失的最主要的机会（大概）是拥有一份全职工作的机会。大部分人也许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份25000美元年薪的工作，甚至可能是更高年薪的工作（比尔·盖茨就没有念完大学）。
如果你大学读了四年，那么，你就为接受这份教育放弃了美元。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大概比你想象的要高。为了使这些钱花得物有所值，你们也许应该在课堂上多问些问题吧！（但是，回过头去再看看我们刚才所列举的费用——学费、书本费和住宿费——它们中有一项其实不应该算作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哪一项呢？答案是：如果无论是否上大学，你都需要支付住宿费的话，那么，住宿费就不应该是上大学的机会成本。）
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机会成本非常重要——首先，如果你不理解选择过程中你正在失去的机会，你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你所面临的实际抉择。
认清你所面临的抉择，这是进行明智选择的第一步。
其次，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对机会成本的变化做出反应，即使所花费的货币成本没有改变——因此，如果你想要理解人类的行为，你就必须理解机会成本。
例如，如果经济变得萧条，你认为去上大学的人数会如何变化呢？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学费、书本费和住宿费并不会下降，但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下降了。为什么？在经济萧条时，失业率上升，因此，找到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更难。这就意味着在高失业率的时候，上大学所损失的机会成本更少。
因此，我们预测，失业率上升时，上大学的人数会增加；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上大学更便宜了。在2009年，当失业率飙升的时候，大学入学率到达了70.1%。这在历史上是最高的。
04
用边际进行思考
罗伯特正驾车从80州际国道驶向艾奥瓦州的首府得梅因。他希望尽快地到达目的地，但又不想领到超速罚单。
国道的限速是每小时70英里。不过罗伯特盘算，如果只超速一点点的话，领罚单的风险可能很小。
因此，罗伯特把超速控制在每小时72英里。这条路又直又平，而且20分钟都看不到一辆车。于是罗伯特又动了动手指，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75英里。在快要到得梅因时，罗伯特发现了辆警察巡逻车，因此他又把车速调低到70。过了得梅因之后是一片安静的玉米地，因此他又把速度调高到72。过了这条国道进入内布拉斯加州后，罗伯特看到限速是每小时75英里，因此他把车速调高到77。在到达奥马哈之前，他没有再调低车速。
罗伯特和他的车速控制说明了经济学家所谓的用边际思考的意思。在罗伯特开车的时候，他在不断地盘算着收益和成本，并籍此做出决策：车速是应该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用边际思考就是通过计算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的收益（成本）来进行选择。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决策都是某物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的选择，这说明用边际思考对于理解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也是非常有用的。消费者是会多买一些苹果还是少买一些呢？油井是应该多生产几桶还是少生产几桶石油呢？
边际的最关键点实际上就是对抉择重要性的一种重新表述。如果你想要理解人类的行为，就看看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吧！这种选择通常都包含有再多一点还是再少一点的权衡。
直到1871年以前，用边际思考这一重要的思想在经济学中都不常见。也就是在这一年，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这三位经济学家同时发现了用边际思考这一思想。经济学家把经济学思想的这一转变称为「边际革命」。
05
贸易的力量
当Alex和Shu两人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俩都从中受益。这一原理简单但很重要，因为交易使得Alex和Shu都受益，无论他们俩是住在具有同一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同一个国家，还是分居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两地。贸易的真正威力还在于它具有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提高产出的能力。
如果我们都必须自己生产我们所使用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更不用说我们所使用的手机和喷气机了），那么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活下去。自给自足等于找死。我们都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就是因为专业化提高了生产力。
相对于每个人都修理自己的汽车和护理自己的心脏而言，专业化下的汽车修理师更熟悉汽车，而胸腔外科医生也更了解心脏。通过知识分工，知识总量大大增加，由此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贸易也使得我们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量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如果农民都只为自家种植小麦，那么没有一家能使用得起联合收割机。但是，当农场主为成千上万家庭种植小麦时，联合收割机会为所有人降低面包的成本。
贸易最令人惊叹的特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即使是那些没有什么特殊生产能力的人。这其中的缘由在于：那些拥有特殊生产能力的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
玛莎·斯图尔特也许是这个世界上衣服烫得最好的人。但是，她仍然雇用其他人来帮她烫衣服，因为对她来说，烫一小时衣服的价格就是她经营一小时生意的价格。在面临着是用一小时来烫衣服还是来经商的选择时，玛莎·斯图尔特选择经营生意肯定会更好。换句话说，玛莎·斯图尔特烫衣服的机会成本太高。
比较优势理论是说，当个人或者国家都专业化生产那些它具有更低机会成本的产品时，他们之间的贸易能使得双方都受益。因此，玛莎·斯图尔特即使是雇用那些烫衣技术不如她的人来帮她烫衣服她也能从中受益。
请注意，只要玛莎·斯图尔特管理商业的水平越好，她自己烫衣服的成本就越高。因此，玛莎·斯图尔特的生产能力越高，她对交易的需求也越大。
同样，美国的企业在生产飞机或者设计高科技设备方面的生产能力越高，他们对纺织品或钢铁类产品的贸易需求也会越大。
06
财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每年都有上亿人感染上疟疾。疟疾轻则导致发烧、怕冷和恶心，重则造成肾衰竭、昏迷、脑损伤，甚至每年都会有大约100万人——大部分是儿童——死于疟疾。
今天，我们认为疟疾是一种热带疾病，但在美国，疟疾也曾经很普遍。
乔治·华盛顿感染过疟疾，其他感染过的人还有詹姆斯·门罗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尤利塞斯·S·格兰特和詹姆斯·A加菲尔德。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疟疾还曾在美国出现过。从那以后，通过改善排水系统、铲除蚊子繁殖场所和喷洒杀虫剂，直到最后法国尼斯大学好不好，疟疾病终于在美国被消灭。
这其中的经验是什么呢？财富——预防疟疾所需的支付能力——结束了美国的疟疾。财富来自于经济增长。因此，疟疾的出现不仅仅是地理学问题——它也是个经济学问题。
财富和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只有疟疾。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儿童中有993个能够活到5岁以上。在利比里亚，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000个儿童中大约只有765个能活到5岁。总的来说，最富裕的国家也具有最高的婴儿成活率。
实际上，你看看绝对大数人想要的东西，它们都是在最富裕的经济中最容易得到。财富给我们带来了抽水马桶、抗生素、高等教育、选择我们理想职业的能力、开心的假期，当然，还有保护我们家人免受灾难的能力。
财富也带来了妇女的权利和政治自由，至少在大部分国家如此，越富裕的经济会产生越富裕和越具有人情味的生活。简而言之，财富很重要，理解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07
创造新思想需要激励
既然财富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够促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呢？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富裕的国家有很多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它们能够以最新的技术知识和最有效率方式进行生产。
但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能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它们能够很好地把最新的技术知识组织起来用于生产呢？简单地说，这又是激励问题！当然，这又回到了第一个理念。
企业、投资人和储蓄者，他们都需要激励来促使他们进行储蓄，并在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创新和有效组织等方面进行投资。提高良性激励的最强有力的制度包括：产权、政局稳定、诚信的政府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竞争而开放的市场。
宏观经济学家对能够产生新思想的激励特别感兴趣。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思想，那么，生活水平将会停滞不前。但是，企业创造出了、化学肥料、普瑞斯混合动力车，以及其他很多新的发明。你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大量器械和设施，也都是多种思想和创新的复合产物，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血液。
当然，创造新的思想需要有激励，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积极活动的科学团体，以及能够把新思想转化为应用的自由和激励。思想有它的独特性质。一个苹果只能一个人吃，但是，一种思想可以被全世界的人同时享用。
换句话说，思想，只要它被使用，它是不会被用完的。对贸易利得、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很多主题的理解，都能体现对这一理念的精彩运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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