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晨阳这位中国数学天才在2018年从北京大学离职后，决定回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全职教学。
这个消息一发布，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开始讨论他为什么要前往美国工作，指责他“崇洋媚外”和“忘恩负义”，甚至称他为“卖国贼”。
在离开之前，许晨阳留下了三句话，解释了他前往美国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中国人才流失的深层次问题。
天生的数学天才
1981年，许晨阳出生在重庆的一个高知家庭，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对数学极高的兴趣和非凡的天赋。
别的同龄的小朋友都吵吵着要玩具，但是喜欢数学的许晨阳却缠着父母买数学书，还非让父母给自己讲书里的数学知识。
在4岁的时候，许晨阳就熟练的掌握了加减乘除运算，方程式也是无师自通。
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教育本就非常重视，发现许晨阳在数学方面有着超凡的兴趣和天赋后，他们就决定在数学方面好好培养许晨阳，发挥出他的天赋。
许父许母虽然知道许晨阳在数学方面天赋较高，但他们没有预料到他会如此出色。
在小升初阶段，12岁的许晨阳被选拔进入四川首批探索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培养的试点学校——成都树德中学。
在5年后，他再次成为了四川省数学代表队的成员。同年，在数学竞赛中，他获得了省级一等奖。
许晨阳因其出色的数学天赋和优异的数学成绩，被国家数学集训队录取。在这里，他将接触到更高深的数学知识，并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教学资源。
在1999年，北京大学注意到了这位天才许晨阳，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经过深思熟虑，许晨阳最终决定接受北大的邀请，开始在北大的深造之旅。
许晨阳就像一块没有极限的海绵，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吸收和转化任何知识，而且永远不会被完全填满。
许晨阳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课程，并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学位。毕业后，他并没有立即找工作，而是决定继续深造并攻读硕士。
许晨阳在完成原本需要3年的硕士课程后，提前一年获得了硕士学位。
许晨阳希望自己在数学领域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意识到自己现在还只是一个刚刚进入数学领域的初学者。因此，他在2006年向美国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提交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
许晨阳的选择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出国留学，而当时留学生的归国率不到20%，所以许多人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
许多人认为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因此，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被视为“西方人才的摇篮”。
许晨阳在2008年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年后，他来到麻省理工开始了博士后研究。
回国任教，再次返美
2013年，许晨阳先生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并且认为现在是时候回国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的数学事业向前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数学领域中的地位。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留在国外发展，因为父母从小就教导他，身为中国人应该爱国，并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自己为国家出力的时刻。
许晨阳回到中国后，选择在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在执教的期间，他并没有停止在数学领域的研究。通过日复一日的钻研，他先后攻破了多个代数集合领域的世界级难题。
2017年，许晨阳获得了未来科学大奖数学计算机科学奖，并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奖金。这项成就使他成为了首位被庞加莱研究所录用的中国科学家。
在中国，许晨阳不仅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奖励，还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当许晨阳刚回国时，国内从事几何代数领域的人还相对较少。他在北京大学执教了6年，培养了许多几何代数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组建了一支庞大且年轻的研究团队。
可以这样表述:许晨阳在几何代数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他的工作推动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许晨阳在北大任教期间，一直致力于关注国际数学学术交流活动。他非常渴望参加一次国际数学会议。
由于他的身份，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四个月提交出国参会的申请。
许晨阳提交了3次申请，前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但最后一次他通过了申请。不过，由于会议已经结束，通过或不通过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
许晨阳曾先后两次向院士称号提出申请，但结果都是被拒绝。
许晨阳感到有些失望，他觉得在国内很难再取得学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了，于是他在2018年正式提出了离职，并回到了美国麻省理工任教。
当许晨阳第一次回国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爱国的科学家。
然而，当他决定从北京大学辞职并回到美国教书时，人们普遍认为他过于“崇洋媚外”和“忘恩负义”。
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这些话并没有给许晨阳带来什么困扰，反而促进了他返美的进程。
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后，许晨阳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突破，并因此荣获了科尔代数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
当这条消息传回国内后，人们更加愤怒地谴责许晨阳，称他为“为美国效力的汉奸主义者”。
其实在离开之前，许晨阳留下了三句话，他说这就是他离开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人才外流的原因！
人才流失真相
第一点，在我国，论资排辈现象相当普遍，而且非常严重。只要是工作时间长、年纪大、发表过大量论文、获得过奖项的人，就能成为业内的权威人物。
这些论文和奖项是否具有含金量，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更别说知道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作者的前辈和权威身份，而实际上，这些论文和奖项的真实学术水平并不受人们关注。
这些权威前辈的学术水平并不低，问题在于科学界的关注点似乎跑偏了。科学只是众多领域之一，每个行业都应该以真才实学为基础，而不是仅仅依靠资历。
由于论资排辈制度的存在，一些权威前辈在行业内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可以对业内的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这可能导致很多年轻人缺乏展示才华的机会，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一些年轻的研究院科学家想要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需要经历一些挑战和熬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他们将有更多的权力和机会去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到了那个时候，熬出了一批科学家，他们是否还能保持初心并认真从事研究呢?
另一个由论资排辈催生出来的不良现象是人脉关系。年轻的科学家渴望迅速脱颖而出，必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记住领导的喜好。许晨阳曾经表示，要想在某些奖项评选中获奖，必须具备人脉关系。
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他们不喜欢攀比身份，也不愿为了争取科研资源而打交道搞人际关系。
他们对物质条件并不在意，比如许晨阳就常穿拖鞋骑自行车去上课。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清洁的学术研究氛围，奖项不过是科学界给予他们的最高肯定和激励。
然而，国内的一些情况使得科学家无法全身心投入研究，因此一些科学家会选择出国，寻找更好的研究环境。
第二点就是，学术氛围过于浮躁。很多人都急功近利，着急忙慌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研究成果尚未发布之前，就积极宣传自己并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进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名利，而不是深入探究。
这样做的结果是，擅长营销的人能够获得更多外界关注和资源，导致那些致力于研究的人感到受到冷落。
科学家也是人，他们需要足够的物质条件来生活，但重要的是要明确主次顺序。名利虽然重要，但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
研究成果已经完成，想要获得名利并没有问题，但绝对不能披着科研的外衣，从事追逐名利的行为!
第三点是，学术造假严重。因为高级职称能带来更高的收入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待遇，北大天才许晨阳弃美回国，任教6年后再次返美，离开前留下三句话，揭露了现实，而评职称又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有。
因此，许多缺乏实力的人选择进行学术欺诈，他们无法写论文就会求助于网上代写服务，而这通常花费并不多。很多人一直批评职称评选和论文数量挂钩的做法。
例如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待遇，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曾申请成为院士，但因没有留洋经历、博士学位以及足够的论文数量而遭到拒绝。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抄袭为自己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来说，算是较为轻微的一种。
不止一次有导师霸占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将其用作评选职称的资本，甚至威胁学生不给毕业。这种学术丑闻屡屡曝光。
在这种环境下，高学历人才流失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善学术研究环境，消除学术霸权和不端行为，为年轻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平台和发展空间，并提高研究人员的福利待遇。此外，国家还在不断增加科研投入，支持科研工作的开展。
在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年轻科学家选择回国为国家效力。许晨阳也表示，如果有机会再次回到祖国，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为国家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到这儿，对于人才外流的现象，你有什么想说的呢？一起来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后拒不回国，年老却想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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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后来在上海医科大学攻读研究生。
80年代初，她被国家派往美国公费留学，却在1989年加入美国国籍，拒绝回国。
如今她已年迈，却频频来往中美之间，希望老有所依落叶归根，这一次，中国会答应吗？
1977念，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上海一个工厂的年轻女工人听着广播喜极而泣，她飞快地跑回家，一路跑一路哭，翻箱倒柜找到自己放了许多年舍不得扔的书本，一页一页翻开，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我要考大学！”
她叫袁钧瑛 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袁钧瑛出生在一个顶级的书香门第，她的外祖父李青崖是法国文学翻译家，祖父袁开基是有机化学家，父母皆为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而伯父袁承业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种家庭的孩子，从刚出生就被浸泡在浓郁的学习氛围里，袁钧瑛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无限的兴趣。
从启蒙识字的时候开始，袁钧瑛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她思维缜密，过目不忘，到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就连让很多女生头疼的数学她都能轻松掌握，成为一个妥妥的“小学霸”。
此时的袁钧瑛有父母的疼爱，有优渥的家庭条件，生活得无忧无虑，每天都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可是到了十岁那年，1968年一场无可避免的变故出现了，她家庭的长辈们无一例外受到了波及，一夕之间，轻松自在又富裕的生活荡然无存。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父亲在不久之后也因为医生误诊去世，这个年里只剩下年幼的她和母亲相依为命。
不过即便条件再艰苦，她妈妈还保留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认知，想尽一切办法送袁钧瑛去好的学校读书，好在孩子自己也争气，顺利考上一个很好的中学。
在中学里，随着所学知识的深入，袁钧瑛在理科的优势更加明显，受到外祖父的影响，她对生物学和有机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展现出了极大的天分。
当时袁钧瑛想着，等考入一个好的大学，自己就追随祖父和父母的脚步，在科研领域大放异彩，可惜时局和命运再一次打击了她。
高考取消了。
不仅高考取消了，连同在中学读书的她也被下放到工厂里去当工人，每天重复机械的工作，依旧没有消磨掉她对生物科学的热爱。
70年代初有一项政策，在工人农民阶级中挑选一些曾经读过书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进入大学，但因为种种原因，袁钧瑛没有入选。
一直到1977年，邓公再次复出，大刀阔斧地整顿了一番，提出了要“恢复”高考的主张。
袁钧瑛本来就是学霸 有着丰厚的文化基础，她在第一届高考中一举夺魁，成为上海市的状元，如愿考入到复旦大学，攻读生物学方向。
能读书对于袁钧瑛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消息，她如饥似渴地扩充着自己的知识，但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十分有限，尤其在生物科学上，所以袁钧瑛只能依靠书本去填充，翻阅外文文献去了解。
虽然没有实践的条件，但这些年的大学课程也让她积累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82年，从大学本科毕业后，袁钧瑛成功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攻读研究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正处在青黄不接的关口，国家想要发展现代化，但是经过那段岁月，国内并没有多少真正高精尖人才，物理化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们还有一大半隐姓埋名从事研究工作，能投入到教育里的少之又少。
于是国家出资选派公费留学生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送到欧美等先进国家去学习科学技术，回来或者投身于科研，或者投身于教育。
公费留学，名额有限，随即在各大高校里精心选拔起来，经过一轮轮考核，袁钧瑛脱颖而出，她被选派往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临行前回望祖国的土地，袁钧瑛感慨万千，她当时应该是有眷恋的，或许也想其他同学一样，一张张稚嫩的面皮在飞机前许下豪言壮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好好读书，报效祖国。
但是很多人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后来却长久地没有回国。
哈佛大学是世界顶尖学府，生物科学在一众学科中更是遥遥领先，袁钧瑛到了这里如鱼得水，她激动地看着图书馆里累积的书籍，实验室里各种高级的机械，兴奋到不能自已。
更让她兴奋的是，她的博士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罗伯特教授，这位在“细胞死亡”领域研究了几十年的老教授绝对是权威级别的存在，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罗伯特也很爱重袁钧瑛这个学生，他竭尽所能地挖掘对方身上的天赋，想要把她塑造成自己的得意门生，倾囊相授。
可以说，罗伯特成功了，从哈佛毕业的袁钧瑛成功进入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和她同一批被送出国的学子们大多完成了博士学业纷纷回国，投身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因为抗拒不了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以及美国方面开出的诱人的条件，选择留在美国。
到底要不要回去？
这个问题一时间成为留学圈的热点话题，袁钧瑛也陷入了思考。
她的母亲和长辈们都在国内，大家都在翘首以盼，而且袁家家风严谨，爱国教育也是每个袁家孩子的必修课，她的伯父已经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很多年……
大家都在催促她，祖国派出来接学生的小组也来和她谈话。
这么一个优秀的博士后，祖国非常欢迎她为国效力，但是犹豫再三，袁钧瑛拒绝了。
她当时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美国方面，麻省理工学院想聘请她做终身教授，并且许诺全力配合她最新科研成果的研究。
另一方面，她的研究的确到了关键阶段，不得不承认的是，一旦回到祖国，她国内根本无法为她提供如此高科技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不仅她的科研成果即将流产，对于生物科学领域也是巨大的损失。
袁钧瑛选在留在了美国，她的家人非常费解。
要成为麻省理工的教授其实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她必须拿到美国绿卡，加入美国国籍，1989年，袁钧瑛曾经在星条旗下宣誓，捍卫美国的尊严。
她终于成为了教授，在世界顶尖学府里尽情的研究，世界级的资源数据都是她前进的基石，在这样的环境中，袁钧瑛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
2005年，她研究证明了Nec-1可以调控细胞程序性坏死，这一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对急性脑损伤、神经性衰退疾病、癌症等疾病的攻破，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2008年，她在《Cell》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自己在细胞坏死领域的重大发现，这篇文章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这一研究领域的后继者们奉为圭臬，奠定了袁钧瑛在科研界的科研地位。
就在袁钧瑛在科研领域发光发热的时候，她的婚姻生活也非常美满。
她的丈夫名叫俞强麻省理工博士后回国当教授，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后拒不回国，年老却想落叶归根，是当年一起被国家送出来的公费留学生。
俞强和袁钧瑛的感情开始于青葱的大学时代，当时他们在一个班上，又都是班干部，在组织学习和活动的时候有了很多的交集，慢慢地熟络起来。
国家公派出国的时候，他们为了能一起走，每天一起学习，一起上课，后来如愿以偿到了美国，自然的，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在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作为少有的几个华人面孔，出国的这些学子们联系非常紧密，袁钧瑛和俞强也时常约着见面，尤其是思念家乡的时候，对方似乎已经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
后来他们又一起到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
俞强在科研领域不比妻子声名大噪，他为人很低调，但也在美国一所顶尖学府做副教授，两个人成为相知相伴的知己，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2002年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这一年，俞强回国了。
他在美国顶尖学府做了几十年叫手腕，科研能力非同一般，国家对于这样的人才非常重视，让他进入中科院工作。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袁钧瑛态度的微妙，她并没有干预丈夫的选择，也没有劝阻俞强回国，而是支持他，鼓励他，做他坚强的后盾，帮他出谋划策，答疑解惑。
她是认同俞强回国的，毕竟如今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
不过有一点让夫妻俩为难，就是两地分居，俞强的科研任务重，很多时候都是袁钧瑛飞来中国看他。
来到中科院，总免不了也遇到一些学生，袁钧瑛非常和蔼地和他们交流，有问必答，甚至是一些美国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涉密的情况下，她基本上都会满足学生们的一切提问。
袁钧瑛是美国国籍，在中国不能停留太久，所以她每年固定飞北京，偶尔也到中科大去讲座。
2006年，袁钧瑛回到中国，成为中科院有机化学学科的教授，专门为国家培育博士生，还是因为国籍的原因，她只能固定在一段时间来中国给学生们授课，大多数时间都依靠邮件答疑解惑，要是实验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她也只能通过电脑遥控指挥。
到了2012年，袁钧瑛明显感觉到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她在想要把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成果播撒在中国，于是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的研究中心，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在教育和辅导中国学生和中国研究者身上。
袁钧瑛的研究院为中国的医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细胞坏死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癌症攻破的脚步。
但是直到此时，袁钧瑛还是美国国籍，还被评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袁钧瑛是想要回到中国的，从她在中国活动的种种表现不难看出来，而且她的丈夫留在中国，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她的想法。
但是这个时候又再一次争议起来，袁钧瑛当年放弃中国籍加入美国籍，究竟该不该让她回来？
从科研角度上来讲，不得不承认，那个年代的中国和美国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我们无法为她提供那样的实验环境，而如果她毕业回国的话，应该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为生物学和有机化学作出如此突出的贡献。
但是从爱国角度来讲，国家在艰难时刻把学子们送出国，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但是袁钧瑛没有做到，她违背了“公派留学”的初衷。
如今她仍然在为科学界贡献力量，也在尽力教导中国学子，推动中国科学发展，或许她早已经在回中国和留美国之间找到了更合适的选择，诸位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