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众多的投资门派中，对冲基金占据重要一席。对冲基金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琼斯190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49年，49岁的琼斯和其他3个合伙人创立了A.W.琼斯公司——世界上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琼斯已然成为家财万贯的人物，但直到1964年，A.W.琼斯公司还是美国唯一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对冲基金依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对冲基金才有了更广阔的投资机会，并迅速演变成为彪悍的金融巨鳄。
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
1989年6月2日晚，89岁的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 Jones）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他的讣告，哀悼这位 “投资家、社会学家、人道主义者和前外交官” 。多姿多彩的人生赋予他众多头衔，似乎冲淡了他另一个举足轻重的身份—— “对冲基金” 的发明者和世界上第一家对冲基金的创始人。
111年前的1900年9月9日，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之一—墨尔本，在一户驻澳美国人的家庭中，一名男婴呱呱坠地。在通用电气担任行政管理人员的父亲亚瑟欣喜异常，为其取名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这位小琼斯就是后世公认的对冲基金之父。
4岁那年，小琼斯随父母迁回美国纽约州东部城市斯克内克塔迪。1919年，天资聪颖的他被哈佛大学录取。也许是怀念年幼时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墨尔本的岁月，1923年大学毕业的琼斯登上了一艘货船，担任事务长，开始周游世界。
不知是否是这段周游列国的经历让其对外交事务产生了兴趣，在船上待了一年后，琼斯通过了外交部的考试，成为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工作人员。1930年12月，他任职美国驻德国柏林领事馆副领事。也就是在德国，他喜结良缘。
1932年，琼斯与德国著名画家约瑟夫·布洛克（ Block）之女安娜结婚。安娜是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她的母亲埃尔斯是德国银行家约瑟夫·门德尔松的后代。约瑟夫的父亲就是号称 “德国的苏格拉底” 、领导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摩西·门德尔松。
1804年，约瑟夫与自己的弟弟亚伯拉罕合伙开办了门德尔松银行，这家银行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德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之一，直至1938年由于其犹太人背景而被纳粹强行关闭。而这位亚伯拉罕就是德国著名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父亲。
除了这三代声名赫赫的杰出人物之外，这个家族还出过多位成功人士。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婚姻，才使得琼斯与金融业首次产生了联系。但这次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便宣告结束。
1934年，在外漂泊多年的琼斯回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研究生，并于1936年与弗吉尼亚女孩玛丽·伊丽莎白·卡特（Mary ）结婚。此时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内战正酣，有传言说琼斯和妻子玛丽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深入西班牙内战战场，为美国送回了重要情报。
♚知天命而知金融♚
1941年，琼斯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生命、自由与财产》（Life and ），在论文中，他探索了俄亥俄州橡胶城阿克伦市民对财富的态度，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教科书式的范本一版再版。与此同时，已届不惑之年的老博士琼斯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为《财富》杂志撰稿。
老实说，一开始琼斯对金融并不太感兴趣。但1948年《财富》杂志向他约稿时，他还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分析了众多市场预测方法和工具后，他写成的《预测的时尚》一文发表在1949年3月的刊物上。
中国古语说 “五十而知天命”，这话放到琼斯身上可就不成立了。也许琼斯注定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他可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在50岁时就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琼斯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但仅仅 “爬格子” 满足不了物质上的需求。再加上为了写这篇文章所做的研究工作让琼斯也心痒起来，于是有了在投资领域一试身手的念头。在文章发表前两个月，琼斯筹集了10万美元（其中有他自己的4万美元），在百老汇街上租了半间办公室，与人联合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他的“多/空”策略于是可以应用于实际的投资活动中了。
简单地说美国琼斯大学博士，“对冲基金之父”阿尔弗雷德·琼斯小传，所谓 “多/空” 策略，就是在市场上做多业绩优良的股票的同时，做空业绩较差的股票。当市场上行时，由于业绩优良的股票涨幅一般会高于业绩较差的股票，所以会获得收益；而当市场下行时，由于业绩优良的股票跌幅一般会小于业绩较差的股票，所以同样会获得收益。也就是说，市场无论涨跌，琼斯都可以赚钱。这种方法早已存在，伟大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John ）就曾在上世纪20年代通过做空获得不菲收益，但当时凯恩斯更多拿的是自己的钱去冒险，琼斯则不然。
事实上，琼斯的公司业绩斐然，成立的第一年投资回报率就达到了17.3%。据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一书透露，到 1968年，琼斯的累计回报率高达5000%，远远超过他的竞争对手。在1965年之前的5年里，他的收益率是325%，远远超出当时最热门的共同基金225%的收益率。在1965年之前的10年里，琼斯的收益率差不多是他竞争对手的两倍。
除了通过空头对冲来系统性地控制风险之外，琼斯的公司还收取管理费与业绩提成，并为了逃避法律的监管而将投资者数量限制在99个。此外，为了不被对手知悉自己的投资策略，也还为了逃避税收和监管，琼斯一向保持着神秘的行事风格，这些规则和习惯日后都成为了对冲基金公司固有或默认的行为规范。
在1966年发表在《财富》杂志的那篇让琼斯名扬天下的《没有人比得上琼斯》（The Jones Keeps Up With）的文章中，卡罗尔·卢米斯（Carol ）写到：“现如今，世界上最棒的、最职业的资金管理经理就是这个说话轻柔的、使人印象深刻的男人。” 在这篇文章中美国琼斯大学博士，卢米斯第一次创造出了 “Hedge Fund” 这个词，从此它成为了对冲基金的标准名称。文章中称，琼斯的对冲基金绩效比过去5年表现最佳的共同基金多出44%国外在职学位班，比过去10年表现最佳的德莱弗斯基金（ Fund）多出87%。文章刊发后，迅速激起一股对冲基金热潮，3年内至少有130家对冲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其中包括后来叱咤风云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Fund）以及 “世界级短线杀手” 迈克尔·斯坦哈特（ ）的合伙公司。
虽然琼斯的公司直到1966年才出名，但 “股神” 沃伦·巴菲特（ ）和传奇投资大师巴顿·比格斯（ Biggs）在这之前就已经用琼斯的策略赚了大钱。不过比格斯在所著的《对冲基金风云录》（Hedge ）中却公开表示，“不是特别喜欢琼斯先生”。这从他对琼斯外貌的描写就能看出来：“他坐在那儿，看上去有60多岁，身材矮胖，眼睛近视，神态倨傲。”
尽管如此，比格斯还是应邀帮助琼斯设计了一个投资组合，并且让他的公司赚了大钱，这导致琼斯想将他从原来的公司挖过来。然而，颇得琼斯欣赏的比格斯非但没有被琼斯挖走，反而撬走了琼斯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迪克·雷德克里夫（Dick ），两人成立了另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这件事可着实让琼斯恼怒了很长时间。
♚“和平队” 的对冲♚
琼斯的公司的确业绩辉煌，在其34年的历史中仅有3年是亏损的，而同期标普500指数有9年是下跌的。琼斯最差业绩出现在1970年那一财年，他亏损了35.3%，而同期标普500指数只下跌了23.4%。
1984年后，琼斯逐渐离开了自己奋斗半生的基金行业，在另一个领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3月1日成立，它的使命包括：向国外提供技术援助，帮助美国以外的人民了解美国文化以及帮助美国民众了解别国文化。和平队计划实施至今，已有超过20万名美国青年志愿者在139个国家服务过。
有趣的是，即便在公益组织中，琼斯也念念不忘 “对冲” 的概念。他以和平队为蓝本创建了一支 “反和平队（ Peace Corps）”，资助其他国家的志愿者来到美国，与美国人一起工作，了解美国的文化。这就是 “对冲基金之父” 琼斯，他的行动永远富于创意。试想一下，如果你在年近50岁时，还有重新开创一番事业的动力和魄力吗？很难说。而这就是“对冲基金之父”有别于常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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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BA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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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企业家版的《摔跤吧，爸爸》:每个希望子女接班的男人，都是马哈维亚_北京时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很早就开始关注到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并成立了”中欧家族传承研究中心”，对家族企业的传承进行研究。
今天小欧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家族企业父女传承的故事，这个故事源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李秀娟教授与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张燕教授合著的《当传承遇到转型: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路径图》一书。小欧还将为大家带来李秀娟教授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独家观点，了解她对二代不愿接班的深层原因解读。
企业转型关键时期
他选择女儿为”接班人”
在《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曾是印度摔跤冠军的马哈维亚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摔跤梦。他希望能生个儿子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但妻子却生了四个女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两个女儿的摔跤天赋，于是决心训练她们，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夙愿。
1998年张代理创立红领服饰时，走的是批量生产、贴牌代工、商场销售的传统路径。然而他认为传统服装行业的成本优势正逐渐消退，并且传统服装制造业的商业形态非常不健康。所以，他决心带领企业向”个性化定制”转型。
在企业转型的当口，未来发展的担子要交在谁的肩上就变得异常重要。张代理需要一个可以和自己一样坚持转型理念，同时又可以为了红领无悔付出的人。
在张代理看来，这些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工作能力、管理水平，而是综合素质不够高。”一个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一个是诱惑太大，他就忘记了自己是做什么的，做着做着就出轨了。”张代理这样评价此前聘用的几位职业经理人。他认为，这也和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有关。人们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往往会受利益诱惑而违规。
在寻找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张代理慢慢发现，两个孩子完全可以和自己一起来做事业。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物质层面的诉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有较强的职业修养和事业心。”举贤而不避亲”的想法形成之后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张代理便和两个孩子进行沟通交流。
当时的张蕴蓝并没有接班的准备，在她看来，人生将会一如既往地平静。
2005年，张代理亲自去上海找了女儿，向她描述了自己对企业的规划、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战略转型等问题。从未接触过服装行业，也从未考虑过接班的张蕴蓝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数年痛苦的磨合期后
女儿成功接班
在《摔跤吧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企业家版的《摔跤吧，爸爸》:每个希望子女接班的男人，都是马哈维亚_北京时间，爸爸》电影里，马哈维亚对女儿们展开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她们不能吃喜欢的零食，每天凌晨五点就必须开始跑步……
他让女儿从一线做起，在不同岗位上学习，并在背后默默地观察她的表现。
他首先将女儿安排到国际业务部做一名报关员，负责报关、报检、跟单以及国际业务谈判等工作。一年之后，又让女儿去接管营销中心。随后，在女儿的主动要求下，他将女儿派到了一线生产车间。
在这两年里，张蕴蓝并没有将自己是董事长女儿的身份公之于众，而是以一位普通员工的心态早出晚归勤奋工作，以晚辈的姿态礼貌对待公司的其他领导和同事。为此，她赢得了张代理的认可，也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
虽然刻意让女儿接受磨练，但在关键时刻，张代理主动放权，并给予女儿支持。女儿张蕴蓝在负责营销中心的管理时，决定撤掉整个营销团队的骨干，因为当时团队里的很多员工是同父亲一同创业的四叔的亲戚朋友，享受着某种意义上的”特权”，而她不允许”特权”在企业里滋生。她将这个决定汇报给父亲时，父亲并没有反对，而是鼓励她自己做决定。
后来，张蕴蓝砍掉了营销团队里那些不接受企业战略和相关指令的员工，同时招募并组建了一支由80后组成的新团队。当年，红领集团的年度销售额下降了一半。当时舆论认为红领集团不应该这么轻易地就扫掉这些精干的人，并认为张蕴蓝的这种做法是败家子的表现。
张代理在听到外界的负面评价之后，并没有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张蕴蓝，反而是鼓励女儿把失去的市场争取回来。父亲的支持，让张蕴蓝觉得力量倍增。
父女二人之间的矛盾和意见冲突也有很多，但张蕴蓝用较为柔和的方式顺利度过了与父亲一起管理企业的磨合期。比如说，有过一段海外生活经历的张蕴蓝经常会很直接地向父亲表达不同的想法，但她逐渐意识到这样不但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还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于是，她会首先接受父亲的建议，然后认真思考、沉淀自己的想法免联考在职研究生，待时机成熟，再通过邮件向父亲表达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这种沟通方式很有效，一方面自己能够很好地梳理论据、表达思想，另一方面，父亲也会更静心地”听”自己的建议。
2009年3月，张代理将公司总裁的位置交给了张蕴蓝。在张代理看来，女儿能成功接班，主要是因为父女间”有一致的共识”。而在张蕴蓝看来，父亲给她的不仅仅是公司总裁这个位置，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即使走得慢一点，企业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也会有很好的结果，这个方向就是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战略转型。今天，红领服饰已经成长为成功的企业。
能否克服差异
是”接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在《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女儿和父亲之间有过冲突，也有过矛盾。当女儿们背着父亲偷偷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时，父亲极为生气。女儿对父亲的训练方式心怀异议，但经过多次比赛失利之后，最终认同了父亲的方法，父女俩重归于好。
在红领集团企业传承的过程中，张代理和张蕴蓝父女成功克服了两人多方面的差异:
管理方式上的差异。
张代理对子女、对员工要求严格，为他们设定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相比之下，张蕴蓝对人态度柔和，对待其他领导及同事非常客气，因而得到大家的认可。即便如此，两人依然顺利度过了共同管理企业的磨合期。
沟通方式上的差异。
虽然两人都曾开除过不配合公司实施战略转型的员工，但沟通方式却迥然不同。张代理对员工态度强硬，通过开会教育员工，而张蕴蓝则倾向于单独找员工沟通。为了顾及父亲的感受，她会向父亲汇报自己的行动，并说明自己的理由。
琼斯国际大学，罗伯特·乔菲谈古希腊小说
罗伯特·乔菲（章静绘）
国内学界对古希腊文学的认知主要是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与喜剧以及柏拉图哲学对话等，这些古风古典时期的作品的确构成了古典学里基本经典著作。然而，随着古典学范围的扩展，国际学界一直在拓展大家研究学习的古希腊文献，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创作的希腊文学（称作“帝国希腊文学”）成为其中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尤其是罗马帝国时期写就并完整流传下来的五部以爱情故事为核心的中长篇叙事（在近代欧洲以来被称作“小说”）——《卡里娥伊》《以弗所故事》《达芙妮斯与荷洛爱》《琉西佩与克里托丰》与《埃塞俄比亚故事》——成为帝国希腊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构成古希腊文学史里的“五大名著”。然而，在帝国希腊文学研究里，由于学者主要是古典希腊文学出身，没有太多罗马帝国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与训练——尽管大家都熟练掌握拉丁语，在研究帝国希腊文学时，满足于研究小说里对荷马史诗和古典希腊文学的接受，而没有考虑小说书写过程中的罗马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类似研究明清文学的学者仅满足于研究文学里的用典，而忽视明清历史文化背景）。任教于纽约巴尔德学院的古希腊文学学者罗伯特·乔菲（ ）最近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其专著《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希腊小说：呈现与反抗之间》（Egypt, , and the Greek Novel: and ），本书是一例外，他从民族志书写的角度，把希腊小说里对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呈现放到罗马帝国环境下进行考察，并与相关埃及世俗语（）文献进行比较，对希腊小说进行了历史语境化解读。近期《上海书评》专访乔菲教授，请他谈谈古希腊小说的研究心得。
《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希腊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年
你为什么选择希腊小说这个相对偏门的领域作为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我记得在扬·雷佩斯（Ian ，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古典学家）与蒂姆·怀特玛施（Tim ，剑桥大学古典学家）去年主编的《阅读希里奥多鲁斯的〈埃塞俄比亚故事〉》（ ’ ）里提到，作为希腊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当约翰·摩尔根（J.R. ，斯旺西大学古典学家）在牛津大学选择希腊小说做博士论文题目时，他的导师有质疑，认为这意味着他要天天和爱情故事相伴。
乔菲：首先，摩尔根让希腊小说研究比以前更加主流。在他的努力下，我们有了《古代叙事》（ ）期刊与国际古代小说研究大会。实际上免联考在职研究生，正是有了像摩尔根这样的学者将相关研究提上日程，让研究变得容易，我才得以进入这个领域。至于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有两个原因。在我读博士期间，我的研究从一份纸草开始，里面有关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这里的埃塞俄比亚不是今天作为国家的埃塞俄比亚，而是北边的苏丹）的信息。在试图理解纸草的时候，我想到了小说的视角，我发现小说里有很多关于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描述，我试图在博士论文里去理解这些描述。因此，我开始考虑“民族志”（）这一概念，慢慢地，我发现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我意识到这是我能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地方。
有关希腊文学里对非洲描写最集中的一部小说《埃塞俄比亚故事》的论文集
我对希腊小说感兴趣，是因为除了《达夫尼斯与夏洛爱》外，其它小说都对东方有丰富的描写，特别是《卡里娥伊》，其地理范围从西西里到巴克特里亚，涵盖整个希腊化世界。《以弗所故事》更是以丰富的地理名称与呈现而出名，还有对罗马通过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印度进行海洋商业贸易的生动描写。所以，我数年前看到你的博士论文时，非常激动，你应该是第一位这样做的学者，你是如何对古代民族志书写产生兴趣的？
乔菲：我有一些很棒的老师。摩尔根在1982年发表文章，关于希里奥多鲁斯《埃塞俄比亚故事》与历史书写，其中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关于民族志的讨论。还有托马斯·黑格（ Hägg，挪威伯尔根大学古典学家），关于希里奥多鲁斯对埃塞俄比亚的呈现，他也写过非常迷人的文章。甚至像福罗马·蔡特林（Froma ，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家）这样一般不被看作研究民族志的学者，也写过几篇关于《达夫尼斯与夏洛爱》里景观呈现问题的好文章。因此，在我之前，小说学者已经在民族志问题上有过研究。另外，一个偶然因素是，我是从对一份纸草的研究进入小说研究的，我也受益于将民族志作为严肃研究对象的古代史学者们。对于古代史学者，民族志不是全新题目。雅各布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在一篇文章里把民族志作为对象来对待。与我更接近的是艾玛·邓肯（Emma Dench，哈佛大学罗马史学者），她在关于什么是民族志书写上做了开创性工作。在我成为哈佛博士生不久前，她加入了哈佛。她的研究让我思考民族志在何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思考这些小说的有益视角，而摩尔根的视角仅仅是文本批评。因此，基于多种偶然因素，我看到民族志可能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进入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邓肯关于罗马民族志的开创性著作《从蛮族到新人：希腊、罗马与现代对中部亚平宁人的认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你的书聚焦于埃及，正如你强调的，除了《达夫尼斯与荷洛爱》外，所有小说都对埃及有描写。埃及在罗马帝国系统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行省，你认为小说作者们为什么对埃及感兴趣？在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里，帕提亚和后来的萨珊波斯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但在“五大名著”里，只有《卡里娥伊》与《埃塞俄比亚故事》对伊朗有详细的描写。
乔菲：首先，我们需要考虑文献保存的偶然因素。罗马时期写作的散文虚构作品，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我们能看到保存下来的所有小说残篇，那么，应该可以看到更多对罗马以外的东方的兴趣。至少就保存下来的内容来看，比如杨布利科的《巴比伦故事》，视野就非常东方。所以，当我们谈论古希腊小说中的“五大名著”时，实际上是在讨论罗马帝国时期的散文小说的一个子类别。我在书中关注的正是这些小说，并且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作者对埃及的强调。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小说群体关系密切，并在公元一至二世纪形成散文小说的一个子类型的众多原因之一。我在写这本书时，我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我需要对此有自觉——我们拥有的图景是基于流传下来的材料展示的。因此，我并不会说整个希腊小说对东方帝国都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是我们流传下来的完整小说对埃及有特别的兴趣。同时，正如你问题里提到的，在罗马帝国，埃及是一个特别迷人的区域。这些小说反映并加入这一兴趣。
比如说，如果你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半岛，来到一处私人住宅，你很有可能看到壁画上有关于尼罗河的描绘，充满了尼罗河流域的特产。因此，我们可以从小说里获得一个角度，去看待埃及何以成为罗马精英们着迷的对象。然而，希腊小说与意大利住宅之间的一个区别是，希腊小说是用希腊语写成的，而且几乎很少明确涉及罗马的存在。我在研究中发现小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即对埃及的兴趣不仅仅体现在视觉呈现；从对小说的阅读来看，这也是思考帝国影响的一个角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里对埃及的呈现与意大利住宅里对尼罗河的图像呈现、对东方帝国的呈现有所区别，特别是埃及本身与帝国治理下的自治问题有很复杂的联系。
我在书里不断强调的是，埃及一直以来有自治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法老时期，但一直遭到从亚述到波斯再到马其顿人最后是罗马人的侵蚀。我认为，埃及是思考帝国统治的一个很好的地域，这也是写作希腊小说的作者注意到的。关于小说里对埃及的描绘有很多方面，但书的标题提到的“反抗”，这是比较让人惊讶的。因此，这些流传下来的小说对埃及共同的兴趣，让它们相对独特。
罗马庞培古城里壁画对埃及的呈现
从方法论的角度，新书的一大特点是具有非常强的历史意识，将小说放到罗马语境下讨论。我认为，目前帝国希腊文学研究的一大问题是做成了后古典古代接受研究，比如我在读《阅读希里奥多鲁斯的〈埃塞俄比亚故事〉》，大多数文章都做成了希罗多德与荷马接受研究，却完全无视其罗马社会文化背景。比如在涉及《埃塞俄比亚故事》里强盗首领图阿米斯（）和他兄弟佩托西里斯（）在波斯公主阿尔萨克（）面前比试时，书里的文章只看到这是对荷马史诗里比赛场景的借用，却无视这是罗马角斗士表演在文学里的反映。而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对罗马娱乐文化也多有指涉，拉丁文学学者不会做这样单一化的解读。我认为其中一大原因是研究帝国希腊文学的学者都是从古风古典希腊文学直接跳到罗马时期，而缺少罗马历史和文化的训练。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乔菲：我认为，之前的学者在“纵向”考察小说的谱系时，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特别是理解它们在希腊文学中的诸多前身。尤其是，怀特玛施展示了古典希腊过往可以作为想象、评论罗马当下的一种方法。尽管这一观点不是对所有材料都有用，我从这一路径学到了很多，这也帮助很多这一领域的学者从垂直的接受研究转移到平面的背景研究。在研究中，从某一特别场景去寻找其背后的多重谱系，我认为是既有趣又有挑战的经历。怀特玛施在他更新的研究里已经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像你说的，关于格斗场景的讨论，我们既可以将其看作是对早期希腊文学的折射，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罗马娱乐文化的引用。这两种路径之间有着矛盾和张力，我认为这一张力非常有意思。让小说如此有趣的，恰恰是这一机制。对我来说，思考这些文本的罗马背景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当我说罗马时，我不仅指的是拉丁文学，还包括更广泛的罗马埃及及其物质文化背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看到的场景既让读者感到诡异的熟悉，同时又将叙事设定在一个遥远的、英雄的过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小说对古典希腊的接受，实际上是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为研究带来了非常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使得这两种视角（即历史化视角与接受视角）能够相互补充。在研究中，我发现像苏珊·斯蒂芬斯（Susan ，斯坦福大学希腊化文学学者）所说的那种“同时看到两者”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在多重文学背景下思考文本——对于解释这些小说在其当代世界中的意义至关重要。
在另外一方面，你的书仍然有非常强的文学批评色彩，注重文本内部的逻辑。比如你特别关注小说文本里叙事与视觉文化的互动。你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些小说里的埃及书写与罗马视觉文化里对埃及的呈现有强烈的跨媒介互动？
有关罗马视觉文化里对埃及的呈现两部奠基性著作
乔菲：简短地回答，我认为是的。这些小说无疑是与视觉文化有互动的。在书里，我感兴趣的是这一视觉联动是怎么与研究小说的另外两个视角——历史背景与古典接受——相联系，形成一种三维视角。当然琼斯国际大学，罗伯特·乔菲谈古希腊小说，我之所以没有将小说里的任何场景与任何一件艺术品作直接联系，是因为我对这一联系的分析持谨慎态度。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与视觉文化有关，小说作者可以接触到相关的艺术作品，并且借鉴了“视觉词汇”，但我并不认为小说作者一定接触过我在书中讨论的任何特定艺术作品（或者说是从古代保存下来的作品）。但我确实认为这种比较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小说家可能见过那类素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小说如何与当时三维世界互动的方式。我认为这些小说毫无疑问与视觉文化有关，这也是蔡特林和沙迪·巴奇（Shadi ）这些学者做的原创贡献，展示了小说的视觉性。就小说文本的视觉性而言，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露丝·韦布（Ruth Webb，法国里尔大学古典学家，主要研究罗马哑剧、修辞学与视觉文化）对小说里的图像描写方面做了非常迷人的工作。她认为，有整套关于图像描写的修辞机制，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此外，她指出，图像描绘的传统有其自身的传承和选择机制，例如在希罗多德的接受过程中。当然，小说中描绘的埃及无疑既是一个文本世界，也是一个视觉世界。但在提出小说中的视觉谱系时，我需要谨慎。
就小说里的跨媒介互动而言，我现在非常感兴趣的是小说叙事与罗马哑剧的关系，海伦·莫拉里斯（Helen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古典学家、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者）对《琉西佩与克里托丰》做过一些这样的工作。你在书里也有提及，特别是对于《埃塞俄比亚故事》里的戏剧性书写。大卫·埃尔默（David Elmer，哈佛大学古典学家）对《埃塞俄比亚故事》里的哑剧场景做过类似研究，他最近也把文章发给我，让我接着他的研究做。我认为，虽然不像阿普列乌斯里《金驴记》那样直接有哑剧舞蹈描写，《埃塞俄比亚故事》里的哑剧美学特征非常显著。你对相关研究有何建议？
莫拉里斯的《阿希里斯·塔修斯〈琉西佩与克里拖丰〉里的视觉与叙事》是关于希腊小说里的视觉呈现（包括罗马哑剧）的重要著作
乔菲：哑剧进入我的视野是在我在思考小说接受早期材料的媒介时，我想到哑剧与谐剧（mime）是很重要的媒介，尽管这难以具体确认。正如韦布强调的，图像描绘传统有自己的传播与选择机制，比如对希罗多德的接受。《琉西佩与克里拖丰》的一些场景无疑是运用了这一机制，我确信阿希里斯·塔修斯运用了这一媒介。比如，当琉西佩在尼罗河畔的一祭祀仪式里好像被杀死了其实存活下来。同时，哑剧与谐剧无疑是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表演传统流传的重要媒介。当小说文本中有非常清楚的表演性质的场景时，我们需要将其与哑剧和谐剧相联系。关于阿基琉斯·塔修斯的小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卡里提翁》（）的谐剧表演，学者们通常将其描述为滑稽戏（而非哑剧）。这出戏是一种戏谑的表演形式，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悲剧在罗马埃及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的一个开端。但由于证据的局限，我们去识别小说里面的哑剧与谐剧场景存在一定困难，但这是罗马帝国如此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需要对去进行思考，特别是与表演有关的话题时。当然，那时的表演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期待的表演所拥有的样子。与此同时，纸草文献证据也是需要考虑的。
就卡丽提翁纸草里的谐剧剧本，让我想到的是阿普列乌斯《金驴记》里记载的主人公卢修斯以驴的身份在科林斯观看哑剧舞蹈表演的场景。如果我们去看伪琉善《驴》这部希腊语小说，里面大多数情节都可以和《金驴记》对上，但最后剧院表演时出入很大。《驴》是一个谐剧表演，变成驴的主人公在剧院与女犯进行表演，突然变回人型。而《金驴记》将其改写成帕里斯苹果的哑剧表演。
乔菲：阿普列乌斯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他的小说的确有更清晰的关于哑剧的描写。尽管这是一部拉丁语小说，其无疑是基于一个多语种世界，也有数个希腊的前例。特别是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纸草（纸草编号P.Oxy. LXX 4762），由迪尔克·奥彬克（Dirk ，纸草学家，之前在牛津大学任教，后因贩卖纸草而停职）在十五或二十年前编辑出来，描绘了一女子与驴媾和的场景，里面有一行看上去是运用了喜剧格律。奥彬克将其看作是以驴为主题的小说的一部分。雷吉娜·梅（ May，英国利兹大学古典学家）则非常有趣地将其与谐剧传统相联系。如果她是对的，这意味着这种故事已经是罗马表演的一个主题。同时，如果我没记错话，纸草里有一行是喜剧格律。
P.Oxy. LXX 4762纸草，左边是该谐剧文本，图片来源：牛津大学纸草学网站
你的书的另一特点是对埃及世俗语材料的运用，我认为这是非常原创性的贡献，你知道，由于现在学院建制划分，罗马埃及丰富的埃及语材料被划分为埃及学而非古典学。你认为罗马帝国境内用希腊、拉丁以外的书写的材料对未来希腊罗马研究意义如何？
乔菲：我的书是第一本使用埃及材料的希腊小说专著，但我必须说，之前有学者做过类似的工作，特别是伊恩·拉瑟福德（Ian ，英国雷丁大学的古典学家）。关于埃及德摩提克文学的一个重大讽刺是，法国埃及学家马斯佩罗（）在十九世纪就提出过这一可能性，当时他开始翻译和解释德摩提克文本。更具争议性的早期贡献来自两位学者。卡尔·克雷尼（Karl Kerényi，1897-1973）认为希腊小说与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故事之间存在联系。还有赖因霍尔德·梅尔克巴赫（ ，1918-2006），他是德国古典学家，在科隆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他主张这些小说实际上是编码的神秘文本琼斯国际大学，并提出一些小说借鉴了埃及叙事。正如你所说，现有的学科分工导致古典学家难以接触埃及学家的东西，反之亦然，但将二者联系是非常有成效的。对我而言，在写这本书时，最激动的一件事是将二者界限打破，从一个角度去看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联系。正如我说过，我的一个强烈信念是，我们需要对希腊小说进行多重角度研究，用这种帝国的多元文化视角去阅读是一种让人激动的平行视角。把来自不同语境下的文本放到一起进行对话是卓有成效的，但也有挑战，你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进入另外一种文化语境里，去看文化交流。丹尼尔·塞尔登（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比较文学学者）做得非常聪明的一个论断是，就一个场景，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这是思考同样的材料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视角。在希里奥多鲁斯的小说一开始，当埃及强盗看到卡丽可莱雅时，他们思考她究竟是伊西丝（埃及女神）还是阿尔忒弥斯(希腊女神)。这无疑是鼓励其读者进行多重文化阅读。与此同时，埃及不是与小说相关的唯一文学与文化背景。丹尼尔·乔罗维奇（ ，牛津大学古典学家）在最近的新书里，也强调希腊小说与罗马文学有互动。总体上，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将不同文化放在一起交流是非常让人激动的。
把你的研究放到哈佛大学的环境你来看，我并不惊讶。书里致谢了你在哈佛的博士同学，像保罗·科斯敏（Paul ，哈佛大学希腊化史学者）、安德鲁·约翰斯顿（ ，耶鲁大学罗马史学者）与丹坎·麦克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马史学者）我都认识，他们都非常积极地打破古典学与近东研究的划分。你认为哈佛这样独特的氛围是怎么来的？是格兰·包骚克（Glenn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古代史荣休教授）的遗产吗？他的研究涵盖希腊文学、罗马阿拉伯与早期伊斯兰教。
乔菲：的确，我的研究和哈佛很多人都有关系。我和保罗、安德鲁与丹坎一直都有合作，我们上一样的研讨课，的确有一个这样的时刻，我们发现这种跨文化研究方式非常让人激动。我之前已经提到了邓肯，她是很多这些研讨课的老师。另外，对我影响非常大的还有伊沃娜·特恩卡·安姆莱因（Yvona Trnka-，科罗拉多大学古典学家）。我们一直是朋友，她也是我们的读者。我和她都对埃及感兴趣，我们一起上埃及世俗语课程，这样的埃及兴趣小组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其他可以看作是包骚克遗产的继承人的学者，他们都在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里——阿尔伯特·亨希赫（ ，1942-2017，生前为哈佛大学艾略奥特希腊文学讲席教授）与克里斯托弗·琼斯（ Jones，哈佛大学古代史荣休教授）。两位学者都帮助我思考小说背后的多重谱系以及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与文学。阿尔伯特是以纸草学就起家的，他一直对希腊与埃及文化相互间的联系着迷。另一方面，琼斯和我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大卫·埃尔默（David Elmer）帮助我思考如何将多元文化主义应用于古代背景。那时的哈佛大学处于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各种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了有效的对话。
耶鲁大学的伊朗学家凯文·凡·布莱德（Kevin van ）有“古典近东”（the Near East）这一概念，我认为这对于解决如何把研究从波斯帝国转到晚期古代的近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这既有别于标准的古代近东、也有别于后来的伊斯兰中东，而希腊语则是一门重要的古典近东语言。我认为《埃塞俄比亚故事》也是古典近东文学的典范。我认为你在结合埃及语文献来读产生于罗马东方（实际就是古典近东）的小说，已经在实践着古典近东的理念。你怎么看？
乔菲：我可以被这样看待。从更大的角度而言，我认为有趣的是看待一群文本关系的视野与之前看待它们的方式不同。我从阿尔伯特那学到的一大视角是，将之前没有对话的不同文本放在一起进行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我看待文本的视角不是以地域为中心，我更多是跟着小说本身走。我对小说的阅读是基于我既有的知识结构，怀特码施与斯图亚特·汤姆森（ ，牛津大学古典学家）也编过一本很迷人的书叫《在希腊与东方之间的罗曼史》（The and the East）。我在黎凡特语境下对小说的阅读没有像我在埃及语境下阅读得那样深入。但总体上，这种用不同的方式去为小说分类以及在相互之间游动是可取的。我很高兴我被归类到古典近东这一群体，但我也清楚我自己研究的局限。总之，我觉得激动的是与不同领域的人对话，我也认为这一提法非常让人激动。
《在希腊与东方之间的罗曼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最后一个问题是与中国小说的比较。你的书里已经有这样的苗头，引用了《嘉兴府志》里收录的李日华关于叛乱的记载。中国文学史上有四大名著，在此之外，唐传奇也很有趣。最近我听了日本著名学者、研究唐代长安城市史的妹尾达彦的讲座，他的研究关注了唐代小说《李娃传》涉及的唐代城市文化与戏剧表演，这是历史学家对小说的研究。在东亚史学传统里，有“小说入史”的传统，我和中国的历史学家说要用帝国时期希腊小说作为史料去研究罗马东部的大众文化，方法论上接受度可能会比在美国古典学界更高，因为在英美古典学界里，不少人认为这些小说只是文学学者研究，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小说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许可以给帝国时期希腊小说研究有所启发，你怎么看？
乔菲：用不同路径将不同文本相联系，去学习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永远是有价值的。这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研究的一个路径。当然，不利的一面是，如果我仅仅是去看一固定的文本，从历史语境里进行仪式化解读。同时，我从老师那学到的一件事是，如何在虚构文本里进行严格的研究，我猜想这可能是对中国小说研究可以有借鉴意义的，去从历史角度研究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路径，但我也一直觉得有挑战。在英语里，有一个搞笑的寓言是，手术师总是想做手术（ want to ）。如此说来，美国学者不应该一直都做手术师，而该去思考不同模式和路径。从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我了解到中国小说，我也觉得他处理叛乱的模式非常有用。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路子会对你理解古代文本有帮助。当然，我的疑虑是，我们需要清楚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也是我关于手术的隐喻：我们需要保证，我们不将一个与小说不适用的模型套用在上面。但总体上，我认为，这非常让人激动。当我在斯科特的书里发现关于中国小说的那一段时，我非常震撼。如果重来，我希望成为中国小说专家。
